改革的呼聲因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臨近而再次高漲。10月28日有媒體報道，把初次分配放在重要位置、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將作為收入分配改革突破點，有望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出臺相關措施。

　　“收入分配改革”曾是上一屆政府任內一件大事，去年此時，輿論對它的熱議程度絕對不亞于現下對國研中心“383改革方案”的討論。國務院《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于今年二月公布，“合法收入得到有力保護，過高收入得到合理調節，隱性收入得到有效規范，非法收入予以堅決取締”的原則確立。但是之后，關于其進程和成果，媒體則鮮有呈現。

　　收入分配改革實際上是經濟改革、政府改革、社會改革的交叉點，其復雜性和重要性都在于此。具體的單項改革，如金融改革、財稅改革、政府轉型都可以在這里合流，而宏觀上操控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大盤則可以從這里切入。但反向來看，也正因為它的目標本身就隱含著對現有制度環境的重建，它不會像具體的、單線改革那么容易運用“制度空間”，那么容易被現有體制兼容。八年久孕未產、執行中又被普遍預測“遭遇阻力”“深水博弈”，正是源自于此。

　　很明顯的一點是，收入分配已經成為現在若干經濟社會改革的深層掣肘。以擴大內需為例，沒有城鎮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體收入的增加，就沒有消費需求的釋放，刺激消費的政策就容易無的放矢;以推進城鎮化為例，沒有對貧富分化的約束，沒有收入差距的縮小，就談不上城鄉二元結構的打破，“人的城鎮化”就很難找到落點。在中國經濟調結構、穩增長的訴求下，這項改革直接影響著宏觀經濟政策發揮效用的空間。

　　除此之外，因為有明顯的社會正義指向，收入分配改革的成敗還將關系到公眾對“改革”本身的判斷，關系到中國改革的“大氣候”。一直以來，始終有聲音認為，中國改革在帶來經濟奇跡的同時，也造成了社會不公和貧富分化，催化了權力腐敗和道德式微。這樣的判斷和觀感削弱了改革的共識，甚至將改革的合理合法性問題推到了前臺。在異常艱難的“深水區”，如收入分配調整能有效有力推進，就相當于重申了改革的制度目標和價值指向，也會起到在改革的異議者那里為改革“正名”的效果。

　　收入分配改革的直接目標是“提低、擴中、控高”，但理順收入分配機制還包含著一些隱性的命題：將公共資源出讓機制透明化，嚴密監管自然壟斷行業，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甚至制度化反腐都是其中重要內容。正因如此，它的輻射性不僅限于收入分配領域，其社會正義的原則如能貫徹，將有助破除很多領域的深層壁壘。輿論對這項改革的再次聚焦，也表明了，這是改革進程中絕對繞不過去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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