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間，廣東全省法院共判處未成年罪犯44508人，位居全國首位，并出現逐年上升的趨勢;作為流動人口大省，外地戶籍未成年罪犯占全部此類案件的大多數，其中非廣東省戶籍的占52%。這是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首次公開發布的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白皮書(2008-2012)中，顯示的一組不容樂觀的數據。但隨著科學的非監禁刑適用標準體系的初步構建，對當中近五成未成年人罪犯進行了社會矯治，而隨著非監禁刑適用率的大幅提高，未成年罪犯重新犯罪率呈下降趨勢。

　　廣東法院此次發布的白皮書，不僅為學者提供了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廣東樣本”，具有實證分析的價值，還凸顯出審判機關的社會責任感。未成年人作為社會中的一個特殊群體，具有心智發展不成熟、對外界反應特別敏感等與成年人截然不同的特點。這種特點決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與成年人犯罪必然是兩種性質不同的犯罪。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精神，對違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護是指：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根據他們的特點，在整個訴訟活動中和追究刑事責任時，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促進他們健康成長。為了貫徹“特殊保護”原則，近年來廣東法院首創了一系列司法制度，特別是“四分開”(即分開羈押、分案起訴、分案審理、分開矯治)、心理測評與干預、判后矯正建議等被最高法院向全國推廣。其中，廣州中院首創的心理測評與干預制度被《刑事訴訟法》及解釋在修訂時予以吸收，就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了單獨的特別程序規定。

　　單獨的程序規定有助于司法機關在辦理涉及未成年犯罪人案件時，充分考慮未成年犯罪人的身心特點、犯罪特點，有針對性地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等幫教措施，實現對未成年人權益的最大保護。但從根本上說，審判庭如何理解和貫徹“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法律原則，是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關鍵環節。事實上，對于未成年人審判輕刑化一直存在爭議，尤其在未成年人犯罪仍處上升趨勢的現狀下，有人擔心，對未成年人定罪尺度的放寬有可能縱容未成年人犯罪，造成一種有恃無恐的心態。輕刑化自然不等同于縱容未成年人犯罪，在未成年人犯罪背后一個很大的原因便是家庭與社會教育的缺失，這樣的責任并非完全由未成年人自身造成，卻由其獨自承擔后果，顯然是不公平的。因材施判，能最大限度地挽救一個可能重返正途的年輕生命。刑法之所以起到威懾作用，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重刑化，而在于及時處理，以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生病的孩子”如何“治病療傷”，如何“寓教于審”最大程度地挽救問題少年，如何執行裁判全力矯治未成年人，如何讓未成年人順利回歸社會，審判環節至關重要，應擔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這次白皮書的公布便是這種責任感的體現，但具體到每一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之中，卻需要實現專業化的審判，不能一判了之。社區矯治對于未成年人而言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是沒有后續的幫扶與教育，沒有有效的監督措施，矯治便喪失了基本的意義。而這一切無疑都需要更多制度建設的有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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