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為了追求暴利，很多藥廠停產廉價藥品，轉而生產具有同樣療效的高價藥。其中不乏“四改”(改包裝、改劑型、改規格、改給藥途徑)新藥，老酒換新瓶重新粉墨登場，價格卻成幾何增長打著滾地往上翻，有的干脆只換個包裝就上市，上演一出“超人歸來”。

　　所謂的“新藥”一經推出，大量的廣告宣傳就鋪天蓋地接踵而來，巨額廣告費用加上采購、招標環節的各種開支以及多級醫藥代表的層層剝扣，藥品“出廠價”想不高都難。

　　如今的市場經濟，一切都在向經濟利益看齊，本來以救死扶傷為宗旨的醫院也不能避免。別的方面暫且放下不說，單就藥品的進貨和銷售就存在很大利潤。按照有關規定，醫院可以在購進藥價上加價一定的幅度之后再賣給患者，這個加價幅度足以保證醫院在銷售藥品方面有可觀的利潤。但是大多數醫院并不滿足于合法規定的加價空間，私下里還要收取藥廠至少三成以上的所謂回扣，這就是所謂的行業潛規則。當然額度越大、藥品出廠價越高，醫院得到的也就會越多。有了這樣的潛規則，醫院當然愿意進高價藥，同樣療效的藥品，只選擇貴的不選擇對的。根據官方的調查數據，全國醫院關于醫藥的進銷差率平均為42%，大大超過了國家規定。實際上，醫院的進銷差率何止這個數字，只會比官方公布的數據高，而且不止高一點點。還有醫藥代表與黑心醫生相互勾結，按照比例給醫生提成，這也會大大提高看病買藥的價格。

　　還有一個怪現象：大部分醫保藥店的藥品價格，居然比醫院還高!問及此事，人家會解釋說進貨渠道不同如此等等。其實果真如此嗎?更有甚者，在同一個柜臺買同樣的藥，用現金和用醫保卡是兩個價格，報銷和不報銷也是兩個價格，難道這也是所謂的進貨渠道不同?

　　曾經見到過這樣的報道：一些藥店的部分藥品在同一時間下架，一夜之間消失的無影無蹤。消失的藥品大都是價格比較低的，取而代之的是價格比原來成倍翻番的高價藥，當然其利潤要比原來的高很多。商家追求利潤原本無可厚非，只是老百姓的利益被損害該去找誰呢?

　　9.國家發展改革委正式發出通知，調整心腦血管等10類354種藥品的最高零售價格。其中70%的品種價格下調，最大降幅達85%。如此大的降價，幅度，按說是令人高興的事。但是，某藥房做的一次“百姓缺藥調查”發現，百姓想用卻買不到的大多是政府降過價的藥品或者價錢便宜、療效明顯的藥品，其中登記表上70%的藥品早已不生產了。在此之前的19次藥品降價中，百姓到醫院里看病照樣貴，在藥店里買藥價格照樣高。

　　有關專家認為，這份登記表折射了當前我國藥品反常的“降價死”現象。“但降了這么多年的價，老百姓并不買賬，因為他們沒有得到真正的實惠!”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疑難病癥專家委員會委員趙先生說，不論哪種藥，只要一宣布降價，不久就會在市場上消失。

　　記者來到北京朝陽區的一家藥店買此次降價的華法林片劑，規格為2.5mg×60，營業員告訴一盒藥23.5元。記者質疑：“這藥不是已經降到18元了嗎?”營業員說：“國家規定的降價藥是另外一個規格、別的廠家生產的，我們這種藥是另一個廠的，所以沒降價。”

　　隨后記者又走訪了附近的多家藥店，發現在此次降價行列里的一些常用的藥品很多都沒有銷售。在其中的一家藥店，記者詢問是否有此次降價的維生素B4，營業員隨口就說“賣完了”。當記者拿著降價藥品單詢問時，許多大藥房的營業員都稱“沒有”或者“我們這里只有不降價的”。

　　在記者采訪時，有許多消費者表示，這么多次的降價患者并未感受到藥品價格下降帶來的實惠。趙女士拿著這次的降價單，告訴記者：“藥品降價好多次了，中間環節沒變，最后人家不賣降價藥就是了。像現在一種藥名字好幾種，我們也根本不知道哪個是降價藥，回頭人家換個名字再賣不就行了。”

　　進行此次“百姓缺藥調查”的藥房陳經理說：“我們藥店搞的這個‘百姓缺藥登記表’，發現老百姓需要的都是些‘老藥品’，如阿莫西林、頭孢曲松鈉、酵母片等，其中大多為政府宣布降價的藥品或者價錢便宜、療效明顯的藥品，于是我們專門建立了一個‘老藥柜臺’，準備滿足百姓吃普通藥的愿望。可我們到市場采購發現，70%的‘老藥’特別是降價藥早已沒有了貨源，因為政府一宣布這些藥品降價后，廠家、藥店和醫院都沒有了利潤空間，不生產、不購進，使得這些藥品慘遭市場淘汰，最后我們的‘老藥柜臺’也無法辦下去了。”

　　據一項調查顯示，在某省立醫院，頭孢他啶前6個月平均每月用量為4537支，自降價后的第二個月開始，用量就僅為2400支，下降了47%，可見降價與臨床處方使用量之間的關聯性之強。降價藥品難上處方，降不降沒兩樣，這讓本是“惠民工程”的降價大戰輸了民心。

　　看病貴，主要貴在藥價長期虛高，政府對藥品降價的次數已經多達20次，其降價范圍之廣、頻率之高、力度之大都是史無前例的。但醫藥界人士認為，如果沒有完善的配套措施做保障，藥品降價這項“民心工程”在錯綜復雜的醫藥購銷“潛規則”面前難有作為。

　　一位藥企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抗生素是我們企業的主要產品，是一種基本藥物。尤其是我們生產的這種，質量、效果非常好。但降價之后，我們基本上不再走貨了，庫存中還有很多沒有銷售完的，所以估計企業這個月不再生產了。”

　　隨后他向記者介紹了其中的原由：醫院和醫生賺得少了，怎么還會用我們的貨。現在抗生素類的替代藥物太多，僅僅降了幾種抗生素的價格，醫院完全可以找出理由進另外價格高的抗生素藥物，因為醫院和醫生具有絕對的用藥決定權。

　　干了10多年醫藥代表的辛女士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某種抗生素1支賣50元時，“公關費”可以達到20元左右。后來降價降到27元左右，其“公關費”約10元，也算勉強可以支撐。但現在降到20元以下，“公關費”都不到5元，根本填不飽醫院各個環節的胃口。所以醫院也就不會進這種藥了，醫生自然也不會開了，降價藥不死才怪呢!

　　記者從相關部門了解到，從2004年到2006年上半年，雖然降價頻繁，但治療腫瘤、心腦血管、抗感染的藥物的加權平均價格并沒有下降，反而上升了近20%。有專家認為，在藥品降價的背景下，加權平均價格卻上漲，最有可能的解釋就是，某些藥品價格的變化導致了市場中不同藥品的使用比例發生改變，中高端產品使用比例放大。

　　辛女士給記者舉了另外的一個例子——“胸腺肽注射液”進口的700元一瓶，合資生產的200元一瓶，國產的五六元錢一瓶，藥效基本一樣。但現在國產的幾乎賣不出去，因為按照“規定”，醫院用國產藥只有幾角錢的利潤，長此以往，國產的“胸腺肽注射液”將永遠退出舞臺。

　　造成降價藥和這種既便宜療效又好的藥失去市場的原因就在于目前的“醫藥不分”。浙江省杭州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郭局長認為，當前實行的“醫藥不分”、“以藥養醫”補償機制，使藥品銷售與醫療機構和醫生之間發生了直接的經濟利益關系，這種利益把藥企和醫生拉向了“價重于效、價高于效、價先于效”的道路，促使他們向利益傾斜。不改變這個根源，百姓仍要吃高價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