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免職到復職，從出發點到程序正義，唯有盡快消除其中的模糊含混地帶，問責方顯震懾，復出方能坦蕩，老百姓對官員復出的質疑才會消弭。

　　昨天官方媒體一則新聞，“不經意”告訴大家，曾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免職的原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國，近日出任河北省委省政府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

　　從情理上說，吳顯國的復出方式，還算交代得過去。其一，職務從石家莊市委書記變為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職位“含金量”的差別不言而喻;其二，從2008年三鹿事件免職到此番正式亮相復出，4年多冷板凳的處罰相對于很多復出官員，已屬認真和嚴厲。更何況，在正視現有國情之語境下，是否能夠一步到位效仿發達國家，對有過失、遭免職的官員“永不敘用”，恐怕還只能循序漸進。

　　當然，道理歸道理，我們仍然不能忽視輿論對這一類事件的圍觀、質疑和不滿。不能簡單將其歸之為公眾慣性式的不信任心態云云，相反，必須重視其中社會情緒積攢和發酵的深層緣由。必須承認的一點是，近些年來的諸多同類事件，相當一部分官員的“復出”程序失之輕率甚至蠻橫，才會令“官員復出”現象喪失了最基本的公信力。從黑磚窯免職官員復出、甕安免職官員復出，到宜黃免職縣官復出、阜陽劣質奶粉免職官員復出、西豐進京抓記者辭職官員復出……縱觀這一系列案例，不難發現復職原因基本語焉不詳，更關鍵的是涉事官員基本都是“悄然復出”。

　　當一次次看到這樣的“偶然披露”，公眾輿論所不爽的早已超越了“有過之臣能否復用”的千古爭論層面，而聚焦于官員復出的巨大彈性和隨意性、轉變為自身民意遭漠視和戲弄的憤懣。官員復出需要哪些條件、哪些正當的理由，又需要哪些公開、民主的程序?這些在上述案例中幾乎缺失。顯然，如果無理、無據、無程序，官員的復出就不可能讓人心服口服，如此“躲貓貓”式復出就不可能名正言順光明磊落，一些上級領導過度熾熱的“愛才”之心、“伯樂”之意自然就會被網友揶揄為“復出潛規則”、“輕傷不下火線”等等。　　如果再進一步探討這一問題，我們還不難看出另一個同樣非常重要但往往未受到同等重視的現象——免職問責的隨意性和“非法治”色彩(違反上位法)。2003年“非典”開啟的問責制度，成為官員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然而，實踐之艱難，不容小覷。回顧近年諸多問責免職事件，有的，被免職者只是整個事件中微不足道的替罪小蝦米;有的，免職決定只是上級主要領導現場辦公的一人拍板;有的，免職成為幫助官員躲避刑責的擋箭牌和護身符……免職本懵懂，復出自非議。問責乃國之重器，絕不可當成兒戲，亦不能成為一些地方進行“危機公關”的道具。是為民而問責、為吏治而問責，還是為盡快平息輿論甚至敷衍民意而火線免職，不同的出發點，直接導致問責免職的正義含量、實際療效。因此，確立官員問責的標準尤顯關鍵，必須根據突發事件造成的影響、損失以及事后補救措施綜合評價：構成瀆職犯罪的，由法律制裁;不構成犯罪但嚴重失職的，參照國外做法“永不敘用”;“不輕不重”失職的，采用相應的問責標準。

　　正“本”清“源”，方能避免誤入歧途。從免職到復職，從出發點到程序正義，唯有盡快消除其中的模糊含混地帶，唯有在問責和復職的全過程中以公眾看得見的方式進行，問責方顯震懾，復出方能坦蕩，老百姓對官員復出的質疑才會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