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巡視組，2003年(癸未年)成立。早稱“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巡視組，2009年更名為中央巡視組，現王岐山擔任組長。屬于中央紀委、[1]中央組織部聯合辦公，主要巡視稽查省部級領導干部違反黨紀國法的問題。著名的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貪污腐敗案件，就是中央巡視組在工作中發現和處理的。2013年，中央巡視組掀起問責風暴，密集進駐各地。

　　前不久，中央10個巡視組陸續曬出自己掌握的“問題清單”，引發社會廣泛關注。此輪巡視，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履新以來的首次。從效果看，在預防和遏制權力腐敗，警示官員掌好權、用好權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實際效果，極大地提振了全社會的反腐信心、回應了人民群眾的反腐期許。

　　與以往相比，此輪巡視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首先，巡視組在巡視過程中不僅發現了一些權力腐敗問題和線索，而且首次及時公布了被巡視部門的“問題清單”，提出了整改要求和時間表;其次，展現出直面問題的勇氣、動真碰硬的擔當，10個巡視組有9個反饋有腐敗問題，既直指“老虎”式的大問題，也不漏掉“蒼蠅”式的小問題，批評不再抽象、問題不再概括、指認不再籠統。最重要的變化，應該是逐步確立了巡視制度在預防和反對權力腐敗制度建設中的重要地位，探索出一些可以長期沿襲的新工作機制，有利于使巡視工作成為黨內監督的重要制度性安排。

　　出現這些新的變化，緣于巡視制度的進一步規范化、民主化。比如說，中央巡視組組長一次一任命制的改進，強化了巡視組的責任與績效意識;下沉一級的巡視安排，有助于解決“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的難題，更容易聽到群眾的心聲和訴求;明確巡視紀律，防止巡視過程可能出現裙帶關系、監守自盜等腐敗行為，使巡視效率和效果得到大幅度提升。

　　事實上，為了約束和監督公共權力，防止權力的濫用和腐敗，使權力更好地為社會和公眾服務，巡視制度在世界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一直存在，對公共機構和官員正確地使用手中的公共權力起到了重要的規范作用。只是名稱、基本職能、巡視方式等有所不同。如瑞典的巡回檢察官，就實現了制度化。隨時聽取公眾對權力的抱怨和訴求，并及時回應化解公眾的抱怨，監督公共機構或官員立即改正。這一制度對消解社會矛盾、規范權力行為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我國，巡視制度在監督和約束權力，使一些人“不敢貪”方面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要使巡視制度更好發揮作用并具有長效機制，需進一步確立其在預防和反對權力腐敗制度建設中的重要地位。除了加強其它方面的監督制度，如社會監督、輿論監督、人大監督等方面的制度建設，形成相互配合的制度組合和完善的監督網絡以外，巡視制度本身也有進一步改革空間。

　　首先，為了使巡視過程更規范、更具有權威性，巡視組人員的組成應適當吸納一些法律和公共管理等方面的專家，甚至讓人大代表參加進來;其次，針對我國目前基層腐敗多發頻發的狀況，應考慮擴大巡視范圍，在一些地方和部門適當“下沉二級”，形成對基層腐敗的有效監督和約束，讓人民群眾滿意;最后，應建立一個對巡視結果及時回應的規范化制度平臺，使巡視過程的公開透明有制度化的保證，讓公共輿論對巡視效果進行監督。

　　進一步使“巡視反腐”制度化，打造一個穩定的制度性平臺，需要一個不斷總結經驗、逐漸臻于完善的過程。但可以肯定，巡視制度作為一項反對權力腐敗的制度安排，必將在未來反腐過程中發揮重大作用，成為制度反腐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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