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許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曾描述過“和諧”的社會藍圖。而在他們的具體施政策略中,先秦最后一位集大成的儒學大師荀子所提出的“明分”思想,對后世的影響最為深遠。

　　在荀子看來,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以“隆禮重法”來規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以樂來陶冶人們的情操,并按照社會層級、職業、能力等等的差異來分配財物,適度地滿足社會中每個成員的物質需求,來保證社會各階層上下的協調一致。他把這種社會狀態稱之為“群居和一”。但要使這番美好的設想真正落實,則必須要突出“明分”之道。何謂“明分”?簡單地講,就是社會上下各成員在工作上都要各盡其職,在財物的分配上,要按職位、才智的不同而有所區別。

　　荀子如此看重“明分”之道,將其作為一個理想社會之所以可能的重要原則,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明分”可以使人貪欲的本性得到合理的控制。他在《性惡》篇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這是說,喜歡財利、忌妒、憎恨、貪圖享樂是人天生就有的本性。考試吧收集如果對之不加節制,不但社會會陷入爭搶掠奪、殘殺陷害的困境,而且人們之間那些推辭謙讓、誠信友愛等維持社會和諧的美德也會喪失。因而,必須要以“分”的精神對人的本性進行必要的規范與引導,以便給予貪欲適度的需求與合理的滿足。第二,“明分”可以最佳地處理貪欲與財物增長之間的關系。社會財物、自然資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卻是無限的。雖然適度的欲望會進一步刺激社會的發展,當欲望無限擴張時,社會財物、自然資源無法滿足人的需求,社會就會出現“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富國》)的混亂局面。所以,最好的辦法是通過“分”的精神來引導欲望,使欲望與財物“兩者相持而長”,既能使貪欲得到合理的滿足,又能使社會得到發展。第三,“明分”可以使權勢、財物得到合理的分配。荀子說:“分均則不偏,勢齊則不壹,眾齊則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王制》)在這里,荀子明確地指出,如果不對人的層級、權勢、好惡進行“明分”,非但人們之間不能互相役使,而且“勢不能容,物不能澹”(《榮辱》),當權勢和財物不能滿足兩人的同時需要時,社會也就陷入了爭斗和混亂之中。由此可見,一個沒有“明分”的社會不僅不會達到和平安定,而且還會產生種種的爭斗和混亂。

　　那么,“明分”又是如何進行的呢?在荀子看來,這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從人倫關系看,荀子說:“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君子》)荀子在這里指出確定貴賤、親疏以及長幼之別,對于防止社會混亂有著重要的作用。其次,從官員的職位任用看,荀子認為應該“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君道》),即政府一定要根據官員的德行和能力的不同來安排崗位,使每個人都能得到與其才能相適合的職務。有意思的是,荀子還說:“歲終奉其成功以效于君,當則可,不當則廢。”(《王霸》)這是指對官員還要進行年終考察以示賞罰。再次,從人們的職務與責任看,荀子認為在一個理想的社會里,每個人的職務與責任是很明確的。他說:“掩地表畝,剌屮殖谷,多糞肥田,是農夫眾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谷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兇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餧之患,則是圣君賢相之事也。”(《富國》)這是指社會上下每個成員必須分工明確,責權清晰。只有充分體現這種“分”的精神,才會出現“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富國》)的合理社會現象,否則,社會就會陷入在位不謀其事,懶散推脫的混亂局面。

　　由此可見,荀子所謂的“明分”,主要是對人的社會名分進行確定,然后按其所處位置、職業、能力、輩分的差異來決定相應的待遇和財物的分配。應該說,在承認社會層級差異的存在和人的貪欲本性上,荀子比起先秦其他諸子的看法要現實、積極。事實上,只有充分體現“分”的精神,明確分工,落實職責,按部就班,各盡其能,才會出現社會上下各成員和睦相處,欲望與財物“兩者相持而長”的理想效果。相反，如果無“分”，人們就會隨著“惡”的欲望為所欲為，最終導致內部爭奪，彼此孤立，走向滅亡。所以，荀子反復地指出：“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君道》)、“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富國》)、“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國》)。

　　荀子生當全國統一前夕，他強調“明分”的重要作用的想法，是基于對人性和社會動亂根源的深刻洞察以及對先賢們“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解蔽》)的深入思考。另外，社會已經歷了550年的大調整，各種問題已充分凸現，比較容易找到解決的方法和對策。應該說，荀子的“明分”觀實質上就是針對當時的社會問題而開出的一劑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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