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象征的意味

　　音樂藝術的一個基本特征即以聲音的屬性和聲音的運動來象征所要表現的對象。比如，用較微弱的音響和平緩的旋律長音等象征平靜、安寧。代表作品有德彪西《大海》第一樂章，以定音鼓的弱奏象征平靜的大海;辛滬光《嘎達梅林》的引子則以提琴聲部的旋律長音與中聲部的固定音型結合，表現了寧靜的草原。以音色象征人物或動物也是十分常用的手法。如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中“樓臺會”一段，即以獨奏小提琴象征女性的祝英臺，以大提琴象征男性的梁山伯。這是因為女性的聲音、性格較近于小提琴音色感覺，男性的聲音、性格較近大提琴的音色感覺。同時，提琴音樂較柔和，適于象征人物特別是戀愛之中情感豐富的青年。在象征手段的運用中常常既注意到聲音的屬性又結合音樂的運動。如在交響童話《龜兔賽跑》中，以音色渾厚的大管及其節奏沉穩的旋律表現烏龜，以單簧管和靈活快速的旋律代表機敏的兔子，顯得十分貼切生動。還有以音樂由弱到強象征車隊、馬隊、人群等由遠而近;反之則由近而遠。如鮑羅丁的交響音樂畫《在中亞細亞草原上》就用這種手法表現了商隊的行進。另外，象征作為音樂表現手法自古就具有多樣的應用和理論認識。

　　音樂象征意義的實現最終還在于聲音的特有屬性與人的情感的吻合與交融，亦即聲音的特有屬性與所表達的情感與情緒之間的固定聯系，是人們基于自身的審美趣昧和審美傾向而自然形成的，或是由人賦予的。聲音力度的變化具有很強的象征性，由弱到強或由強到弱的聲音延宕，可以象征一場戰斗的由起始而激烈，或是由慘烈而寧靜，也可以象征隊伍的由遠及近或由近及遠。聲音力度的對比，可以象征風雨雷電等自然變化的動勢，也可以象征人與入之間的關系。音色的變化也是聲音象征性的重要表現手段。音色是人聲與樂器在音響上的特色，主要由其諧音的多寡及各諧音的相對強度所決定。音色與人的情感及客觀物象并沒有必然的聯系，但由于一定的音色在其品質上可能與人的某種感情相吻合，因而便可以發生內在聯系，并擁有一定的象征意義。

　　3.想象的自由

　　音樂是最擅長于自由想象的藝術。音樂的這種特殊性，根源于音樂特殊的物質媒介和表現手段，它以樂音為材料作用于人的聽覺，可以直接傳達和表現音樂家的感情起伏、思緒變化，透人人心與主體合而為一。我國著名的嗩吶獨奏曲《百鳥朝鳳》，以嗩吶模擬布谷鳥、斑鳩、貓頭鷹等各種鳥類的鳴叫聲，富于濃厚的生活氣息，通過萬物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景象，表現歡快熱烈的生活情趣和情感。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中，有器樂模擬和描繪的雷聲、雨聲、風聲和鳥鳴聲，正是為了表現音樂家在生活中的感受，通過這種借景抒情或寓情于景的手法，來傳達對于生活的情感體驗，正如貝多芬自己對《田園交響曲》評價：“不是繪畫，而是表達鄉間的樂趣在人心里所引起的感受，因而是描寫對農村生活的一些感覺。”

　　音樂能表達豐富的情感，但又具有不明確性。音樂表情的不明確性給欣賞者留下再創造的廣闊天地，音樂比其他種類的藝術更能激發欣賞者的積極創造。在音樂欣賞時，音樂喚起聽眾在自己的經驗中與這些富有情感的聲音相聯系的感受，產生出豐富生動的聯想和想象，引起強烈的情感反應。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描繪一位“琵琶女”的演奏，引起了他的強烈共鳴。他聽的是“琵琶女”自嘆身世的演奏，引起的是自己被貶謫遭遇的聯想。他無需在音樂中去追尋“琵琶女”身世的究竟，而沿著音樂的情感指向去創造自己的情感世界。黑格爾指出：“聲音系統固然和心情有聯系而且和心情的精神運動協調一致，但是它所引起的只不過是一種朦朧的同情共鳴，……一般說來，我們聽眾的情感可以很容易越出這種內容意蘊中不明確的(朦朧的)內心因素，把我們主體內心情況擺進去，達到一種物我同一狀態……”音樂形象的這種不確定性、多義性和朦朧性，既是它的局限，又是它的長處，它為聽眾的聯想、想象和情感體驗留下了更加廣闊的自由空間，從而可以獲得更加豐富雋永的審美感受。

　　盡管對音樂的想象依據的物質媒體材料——樂音不表現具體的概念和思想，但在音樂活動的某個地域和民族中，一定的樂音組織形式卻可以經過長期實踐，在人們的審美心理中形成相對應的或比較貼近的情感模式。藝術家和欣賞者的想象活動正是基于自身審美文化的特性，并受制于上述限定而展開的。即便如此，音樂家的想象空間和想象色彩仍是最為自由和豐富的，他的想象常常處在一種情感的世界，而不與客觀世界的具體實物和概念直接對應。不同的人欣賞同一首樂曲，由于各自不同的生活經歷、文化修養和審美趣味，也經常會形成欣賞主體自由建構的藝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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