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是傳達政令的工具。公文質量的高低，關鍵看其內容是否具有科學性。科學設計文件內容是關鍵。那么，起草文件應該注意哪些問題呢?筆者歸納了以下七大注意事項。

　　一.照抄照轉。現在有些地方貫徹上級的文件，不是從本地、本部門實際出發，而是不管效果，照抄照轉。這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態度。上級的文件是面對一定范圍講的，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一般是從普遍意義角度考慮的，一些地方的特殊情況不可能都照顧到，有些問題的解決辦法也不可能講得很具體。這就要求下級機關和單位必須根據上級文件規定的原則、精神，結合本地、本部門的實際，提出具體的貫徹意見。正如一位領導同志所指出的，每個層次都不單純是個執行問題，都具有主動和被動這兩重性，即對中央的指示必須堅決執行，在執行的過程中又有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決定問題的機動性，在被動中求主動。否則，對上級的文件照抄照轉、“上下一般粗”，或者片面理解、各取所需，是絕對不會收到好的效果的。

　　二.師出無名。提出一個觀點或提出一項政策，應當“師出有名”，有根有據。這種根據主要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的法律、法規及上級機關的指示。不言而喻，貫徹中央部署，“根據”主要出自中央文件。按照實際需要作出的部署，也要注意有理論根據、文件根據。即把提出的意見放在當時所處的政治大格局中去考慮，使所提出的意見既符合實際，又符合當時政治大格局的要求。再一點就是對同一個問題，中央過去有指示，近期根據新的形勢和任務，中央又作出了新指示，起草文件時應把新指示作為部署工作的依據。黨委是管全局的，工作涉及面大，所制發的文件涉及面也相應的大。因此，做起草公文工作的同志很需要加強對上級各類文件、領導同志講話和各方面知識的學習，以掌握更多的根據和尺度。根據掌握得多、尺度把握得準，起草文件才能得心應手。

　　三.無的放矢。公文為解決問題而制發，必須講求針對性。否則，不會有任何實際作用。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把“無的放矢，不看對象”列為黨八股的第三條罪狀，并在這一部分中巧妙地運用了一個典故，說“‘對牛彈琴’這句話，含有譏笑對象的意思。如果我們除去這個意思，放進尊重對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譏笑彈琴者這個意思了。為什么不看對象亂彈一通呢?”公文起草也要克服這個毛病，注意其針對性。很難想象，一篇毫無針對性的公文，能夠打動人、影響人，推動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說，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是公文“份量”的標志。要增強公文的份量，做到有的放矢，起草之前，就應當首先搞好調查研究。問題調查清楚了，勁才知道往哪里使，講問題、提對策才有針對性;政策、措施經過比較、論證，在實際工作中才能行得通，有可操作性。

　　四.朝令夕改。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政策也是這樣，它也要隨著時間、地點、條件的變化而發展變化。但政策又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一定的連續性，而且這種穩定性和連續性直接關系全局的穩定、事業的發展。正如我們平時常講的：政策穩則人心穩，人心穩則全局穩，全局穩則事業興。因此，起草公文時一定要從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考慮問題，注意保持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要做到這一點，有必要做好兩個方面的檢查：一是檢查一下文件的基本精神同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法律、法令以及上級機關的決議、命令、指示有無抵觸。若有抵觸，應堅決改過來。二是檢查一下同本機關已經發布的有關規定是否矛盾。對有矛盾的地方要認真進行分析，如果是對原有政策的補充、完善，表述一定要清楚，不可讓人產生"政策要變"的誤解;如果認為以前的規定確有必要修改或廢止的，要提請有關方面進行研究、論證。

　　五.用語失準。用語必須準確，這是起草公文的基本要求。衡量公文用語是否準確，主要看概念是不是明確，判斷、推理對不對。因此，在抽象概括某一事物時，首先要將事實搞清楚，然后再進行判斷、推理，切實做到準確反映客觀實際。比如，評價的話，要恰如其分，既不夸大，也不縮小;分析問題原因的話，要客觀、實在，確實號準脈，點出問題的主要癥結;講“兩者關系”的話，要分清主次，同時防止片面性。另外，工作要細致，避免因粗枝大葉出現“硬傷”。比如，對所引用的話，要注意看出處和是否權威;同一個問題總結部分和部署部分都講的話，要注意前后一致;對有疑問的話，要主動與有關方面溝通、請教，切實將問題搞清楚;對一些重要情況和數據，要注意核實，務求準確。

　　六.篇幅過長。篇幅過長是目前許多地方和部門文件的一個通病。戰爭年代毛澤東同志曾經提出，“我們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么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現在雖然不是戰爭年代，但各級的工作都很忙、壓力都很大。本來各類文件、簡報就很多，如果再讓大家看篇幅過長的文件，這無疑是“雪上加霜”。因此，很有必要提倡寫短文。要壓縮篇幅，很重要的要有“精品”意識。文件拿出初稿后，要逐字逐句地進行推敲，把可有可無的字、詞、句刪去，把令人生厭的繁言簡化，把毫無實際意義的大話、套話、廢話抹掉，努力做到既把好政治關，又把好文字關。

　　七.無物無序。與此相對的是有物有序。有物有序是古人寫文章所遵循的兩條基本要求。“有物”就是要有內容，“有序”就是要有條理。現在一些公文這兩方面都有缺陷。比如，有些文稿只提出問題，對如何解決問題，只講了些原則話。有些文稿則內容繁蕪，在一個段落層次里講幾個意思，令人讀后印象模糊，不知所云。這兩方面的毛病都應當予以糾正。歷史學家范文瀾先生曾提倡“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我們應當學習這種精神，盡力把文件寫得實一些，“干貨”多一些。這樣才能收到既便于抓工作、又便于抓落實的效果。同時，要講求公文內容的邏輯性和條理性。實際工作中有這樣一種現象：有些寫得好的公文，雖然篇幅比較長，但卻引人閱讀，使人不厭其長;有的寫得不夠好的公文，雖然篇幅不長，卻使人看起來感到費力。這里面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就是內容是否條理，語言是否流暢。由此可知，公文內容“有序”才有可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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