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了解到，各地對小額信貸公司的監管在地方金融主管部門，對典當行、拍賣行的監管是在地方工商局，對大型融資擔保公司的監管在銀監部門，還有一些“影子銀行”在從事金融業務時，尚沒有明確的監管部門。監管工作不僅協調成本高，也存在不少空白區域。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銀行人士告訴記者，在收緊銀根、對銀行信貸額度進行限制時，很多銀行將貸款轉成被信托公司打包的金融產品，被輕度監管的信托公司，再將資金投資于高風險地帶，比如股票、房地產等，這就將風險引入了銀行領域。

　　南開大學金融學系副教授張尚學認為，從宏觀上講，“影子銀行”快速發展，銀行表內信貸已不能全面反映社會的資金供求狀況，由“影子銀行”創造的流動性并非中央銀行所能直接控制，對貨幣政策的理論和實踐帶來了巨大挑戰;從微觀上講，以往通過差別化的貸款政策，可以實現較好的行業調控目的，如今銀行不貸款，仍可以從信托、銀行理財、民間借貸上找缺口，使行業調控的效果大大弱化。

　　金融監管亟待優化調控手段

　　張茉楠說，金融領域的趨勢是全球資本自由流動，國際上金融監管的大方向也是協調合作。因此，我國的金融監管不能區域割裂、行業割裂，必須加快成立金融領域的總協調部門，形成“一通到底”的金融監管體系。

　　中央財經大學民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永壯認為，目前我國銀行、證券、基金、保險的業務交叉越來越多，逃避監管的方式層出不窮，這些機構卻分屬于一行三會分別監管，政策協調難度會越來越大。這樣的監管現狀亟待優化，以確保不留監管空白。

　　陳穎認為，在“影子銀行”規模膨脹的環境下，政府通過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時，應做到統攬全局，統籌好銀行、信托、證券等各個行業，而不要出現政策缺口，確保宏觀調控的有效執行。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建議，調控過程中還要注重監管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統一。比如，2013年信托產品面臨約3.2萬億元的到期，如果采取較大的清理力度，則會導致企業融資量的下降和貨幣環境的趨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