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在世界輿論中，日本的官員有比較好的聲譽，在日本國內，公務員作為擔保人、借款人的時候，也比其他職業的人員更受信任。

　　日本設有獨立的司法機構，獨立于國會和政府機構，辦案不受其控制和干擾。所以法官比較有可能對有貪污行為的政治家進行有罪判決，并不容易遭到報復。東京地裁和大阪地裁設有“特搜部”，主要實施對于高級官員涉案的調查。日本民間認為，正是因為其司法部門不是政府機構的一部分，所以在查處官員的貪賄行為中，即便面對涉及家族共同貪賄這類困難的案件，司法部門也能夠窮追不舍，最終完成調查。

　　在日本，法律對于商業賄賂，不但在刑法中有完整的條文，而且根據實際情況，不斷進行調整，使其更加具有針對性。例如，針對一些官商勾結，建立關系網的現象，日本刑法設有“單純受賄罪”。只要有公職，拿了和公職有關的對方的錢，或者開口要求對方給錢，就是犯罪;而是否給對方辦事，則在所不論。日本的政府工程競標是貪賄的一大溫床，所以，日本專門制定有“公共工程公平競標妨害罪”，來處理官員在這種情況下的犯罪現象。這些針對性極強的修正，盡量避免了法律落后于犯罪的情況，隨時堵死可能發生的漏洞。

　　日本的社會輿論監督，對于防止官員家族性犯罪，更有微妙的作用。日本民眾痛恨貪賄行為，因此公眾輿論對自己的監督作用十分看重。而東方式官員的特點，又使民眾對官員通過家庭謀取私利疑慮重重。于是，每當官員當選，新聞界就會在最快的時間里提供出該官員的親屬關系圖來進行發表，連日本首相也不例外。比如，任何一任首相剛剛開始任職，新聞界就會公布其曾祖父以下的各家聯姻情況和親屬關系圖，從而讓首相的社會關系一目了然。而日本新聞界對公眾人物的“騷擾”達到肆無忌彈的程度，首相或高官的車輛被記者二十四小時隨時跟蹤，其人只要出現在公眾場合，哪怕是下車走向臺階的瞬間，都會被記者的問題“干擾”。在這種透明度之下，官員即便想進行某種違法活動，其顧慮也較多。

　　新加坡建國以來，把防治腐敗作為一項重要的國家戰略，將廉潔作為決定國家命運的戰略資源來開發和利用，各行業全面系統反腐敗，不僅在很短時間內實現了從腐敗到廉潔的快速轉變，還實現了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

　　如今新加坡已被列入世界最為廉潔國家之列，近80人組成的貪污調查局維持著整個社會的廉潔運轉和發展，其成就讓人矚目。貪污調查局是一個調查與防范公共和私人機構貪污行為的獨立組織。貪污調查局由總理直接領導，局長由總理任命，對總理負責，不受任何機關與個人的干涉。貪污調查局擁有充分的調查權，每個調查員持有局長簽發的委任證書，享有警方所享有的一切權力，甚至可在未經法院許可和沒有逮捕證的情況下拘捕犯罪嫌疑人，可以向被調查對象索取任何資料。貪污調查局對工作人員廉潔要求程度非常高。調查局工作人員行為稍不檢點，就會被毫不留情地清除出去。貪污調查局也受到其他部門的制約和監督，尤其是警方、稅收署、移民局等對貪污賄賂十分敏感的部門，特別關注調查局每位成員的活動，如果調查局成員在辦案過程中有稍微的不軌，就可能被告到總理那里，并處以嚴厲的懲罰。

　　新加坡秉持“公平合理的工資，公平合理的工作”的理念，公務員待遇以當地較好行業從業人員的薪酬為參照系，與國民經濟狀況掛鉤。新加坡絕大多數公務員薪酬并不很高，但靠吃“皇糧”都能過上體面的生活;國家僅僅對少數工作任務繁多、職責相當重要的高級公務員和政務官員實行“高薪養廉”，體現了職責與薪酬對稱的原則和精英治國的精神。

　　當然，優厚的薪酬福利待遇是以接受嚴格的法律和紀律約束為代價的。新加坡除了給公務員劃定了不能觸碰的“紅線”外，申報財產也是加入公務員隊伍必須接受的另一個“緊箍”。新加坡要求所有公務員申報財產，各部門要對每份財產申報表進行審核。

　　在新加坡，公務員違紀違法成本十分高昂。如果公務員表現不佳，津貼和花紅、晉升機會就會減少;如果貪污腐敗，除了沒收來歷不明的財產，還可以處以高達10萬新元的罰金或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違法的公務員將永遠喪失再次進入該行業的機會，再就業也將會受到嚴重影響。更嚴重的是，積攢多年的養老金會喪失。因此，高昂的腐敗成本讓公務員不敢以身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