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石家莊市政府公布了市區土地基準地價，將商業用地分為八級，一級每平方米為4723元，折合每畝94萬多元;8級每平方米為497元，折合每畝9.9萬多元。這意味著，西營村被征用土地所獲得的補償，比起用于商業開發，每畝最低少2.9萬元，最高少87萬元。西營村部分村民一直想按照商業用地的市場價出讓土地，但該學院建新校區不屬于商業用途，村民的愿望在現行法律和法規中找不到依據。事實上，村民沒有權利為自己的土地定價。

　　西營村的情形在中國農村非常普遍。據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提供的數據，從1990年到2002年，全國占用耕地4736萬畝用于非農建設，今后每年非農建設用地仍需要250萬~300萬畝。這些非農建設用地主要集中在城郊農村，那里一般人均耕地不足0.7畝，每占用一畝耕地就會造成1.4人失去土地，依此推算，13年來至少有6630萬農民失去了土地。

　　專家認為，由于征地補償標準低，失地農民所獲得的補償不足以創業，政府又沒有為他們建立合理的安置和社會保障制度，這些失地農民大都成了無地可種、無正式工作崗位、無社會保障的流民。而中國歷史上的社會動蕩，流民都成為隱患。

　　2.北焦村的土地所剩無幾，村辦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也相繼破產。從2000年起，北焦村就陸續有村民上訪，開始六七個人，到現在已有幾百人集體上訪，累計上訪1000多人次。石家莊石長安區南高營鎮西古城村，有關部門為搞土地開發，造成380畝耕地、菜地無法耕種，至今垃圾成堆，雜草叢生，已閑置了四年。村民上訪無效后，自發組織起來，在耕種地旁搭了間瓦房，日夜輪流看守，反對圈占。

　　《土地管理法》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集體土地實行征用。但大量營利性商業項目，都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強制征用土地，從而引發農民的群體性上訪和干群沖突。調查顯示，農村土地糾紛已經取代稅費爭議而成為目前農民維權的焦點，嚴重影響農村的社會穩定和發展。一家長期研究農村問題的學術機構收集到2004年以來發生的130起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其中87起因土地問題引發，造成數百農民受傷，3人死亡。專家認為，土地是農民生存的保障，土地涉及巨額的經濟利益，這就決定了土地爭議具有對抗性和持久性的特征。

　　某研究農村經濟問題的專家提出，農村城市化進程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將原有的集體經濟組織全部解散，農民以獨立的家庭個體進入城市經商、打工，但前提是必須實現公平分配;另一種是保留原有的農村社區組織，并對產權制度和組織形式進行徹底改造，以適應城市化的進程。

　　2004年10月，國務院下發了《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強調農用地轉用和土地征收的審批權在國務院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不得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下放土地審批權。該《決定》對農民最關注的征地補償做了新承諾：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達到法定上限，尚不足以使被征地農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當地政府可以用國有土地有償使用收入予以補貼。縣級以上政府應當使被征地農民的長遠生計有保障，這意味著各級政府要將土地出讓金部分轉移給土地被征的農民。

　　部分媒體稱這個《決定》是“土地新政”，并給予了較高評價。但部分農民則有更高的期待。福建廈門市海滄區霞陽村的許某說：村里的3000多畝地都被征光了，他希望中央政府真正給農民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政府要保障農民的經濟權利，為農村經濟發展服務，不要與農民爭利，更不能把農民的土地搶走給開發商，他期望征地制度改革能讓農民拿自己的土地直接進入市場交易。有的專家傾向于根據土地使用性質，把土地轉讓市場區分為兩大類進行交易，以保障農民得到應有的補償。這位專家還指出，目前存在兩級市場，政府對一級市場具有壟斷權，土地交易先由國家或集體收回，再進入二級市場交易轉讓，這導致轉讓利益分配嚴重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