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沒在“鎮雄泥石流”、“城市霧霾”等引人注目的新聞里，很多人忽視了，同樣在這幾天，還發生了一些不該發生的事情：13日，廣東湛江至茂名輸油管道泄漏;11日，上海槽罐運輸車導致金山、松江部分水域污染;再早一些，還有山西長治苯胺泄漏污染水源

　　一邊是霧霾南下，空氣重度污染引發環保話題聲浪正熾;一邊是化工事故，突發性事件爆出環境風險步步緊逼。兩個場景碰頭，向我們發出預警：社會快步向前，環境壓力日益增大，安全問題逐漸增多，如何應對風險社會的挑戰?

　　各級政府需“能力升級”

　　頻繁的安全事故從一個側面印證，在快速的經濟發展中，處在全球產業鏈低端的中國雖全力進行轉型升級，但在很長一段時間，依然避不開“大化工時代”，依然要面對“工業化風險”。

　　這樣的“風險社會”，還正好遇到了權利日益覺醒、訴求逐漸多元的“風險敏感”時代。一些原本模糊的數據、極端的個案，被這種風險敏感放大，也可能變成社會風險，從四川什邡到江蘇啟東，很多案例說明了這一點。

　　應當說，“環境群體性事件”年均三成的漲幅，已經讓環境問題成為各級地方政府繃得最緊的弦。環境問題上的“一票否決制”規定，生態文明建設被納入“五位一體”的整體布局，更讓執政者對環保的重視前所未有。但一些地方還是會在這個問題上，一腳踏入陷阱。不少治理者也很困惑：這迎面而來的風險，究竟該如何應對?

　　正如學者所說，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叢集了農業社會、工業社會與風險社會三種形態。傳統與現代的交織、農業與工業的更迭，使轉型期中國比發達國家面臨更加多元復雜的風險。在這樣的形勢下，對環境問題，光有觀念上的重視還遠遠不夠，必須提高“環境執政力”。

　　比如，對待即將上馬的項目，我們有一整套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來力避“環境風險”。卻沒有意識到，對群眾的“環境風險感受”，也需及時作出評估。而這種“公眾風險感受評估”，是發達國家大項目啟動時環境部門必做的功課。在討論立項時，就已著手調研公眾對項目可能產生的情緒反應，并進行與公眾的充分溝通。這樣做的好處是既可以緩解公眾的環境焦慮，避免不必要的環境恐慌，還可以引導群眾參與環境監督。這種環境管理，實質上已經是一種社會管理。

　　反觀我們自身，雖然群眾對環境風險越來越敏感，但我們還停留在具體的環境項目管理上。面對公眾日益強烈的知情需求，一些地方只會公布一些干巴巴的數字，既不掌握輿情狀況，更遑論疏導預案。山西苯胺泄漏滯后5天才報告，當地政府幾個“沒想到”的表態，正顯示了對環境問題的低水平認識。

　　公眾也要“二次啟蒙”

　　另一方面，公眾也同樣需要一次環保的“二次啟蒙”。如果說30年前的環境啟蒙，是要告訴公眾，生態不是“先生和太太”，那么今天的再啟蒙，是要讓公眾更加科學、理性地認識環境風險。

　　以曾在廈門、大連等地引來環境風波的化工項目為例，很多專家都認為，大化工項目與城市的距離不是控制因素，更重要的是工廠是否符合環保標準。實際上，PX項目在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有。日本橫濱的PX裝置與居民區僅一路之隔，韓國釜山的PX裝置距市中心僅4公里。這一項目在中國引發的恐慌，真實的原因是缺少足夠的科學普及和環保教育。

　　很多時候，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過分敏感”，是因為信息不足。對此，社會管理者需要進行更為細致耐心的引導，這也是環保執政觀的一部分。學學日本武藏野市把垃圾處理中心建在市政府辦公樓旁的做法，番禺的垃圾焚燒廠可能也不會在居民的反對聲中叫停。風險時代，只有責任政府和責任公民良性互動，才能凝聚共識，形成合力。

　　“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矛盾。”政治學家亨廷頓曾如此斷言。可以說，風險帶來不穩定，卻也是一個致力于變化的社會的推動力。認識了風險、應對好風險，我們才可能贏得一個充滿確定性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