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讀范文】

　　鞭炮禁限之爭凸顯公共治理理念多元化

　　去歲新春，一股對燃放煙花爆竹改禁止為限制的風潮在全國涌動。北京市于去年9月作出了禁改限的規定，一時間，首都的風向標意義得到了集聚式的展現，許多城市隨即改變了過去的管制政策，加上之前解禁的城市，全國曾經禁放的128個城市中有105個逐漸有限度地解禁，媒體也給予了公共治理理念進步等諸多贊譽之辭�！敖�改限”一時之間成為代表滔滔民意的熱詞。

　　與北京不同的是，以廣州為代表的一些南方城市依然堅守禁放政策，甚至在“禁改限”的浪潮中反其道而行之：廣州市花都區目前正準備擴大煙花爆竹的禁放范圍。近日，廣州市政府已將相關議案提請市人大常委會第22次會議審議。議案如獲通過，花都區新華街原非禁放區、汽車產業基地第一期等都將納入禁放區域。在年初舉行的廣東省兩會期間，更是有七名人大代表聯名提交議案，提出了廣東在全國“禁放”形勢動搖之際，當堅持高舉“禁炮”大旗。理由是“禁改限”是歷史的倒退，不能遷就不科學的“民意”。

　　“禁改限”究竟是歷史的進步還是倒退，民意究竟是科學還是陋習，實施不同政策的城市有著不同的解讀。這只能說明，當今的中國公共治理理念已經發生了翻天地覆的變化，“一刀切”式的治理模式正在淡化。這也表明，在北京和廣州之間，至少在對待燃放煙花爆竹的態度上，存在著價值觀的差異。察其一點，窺及全貌，公共治理理念的不同當然不僅僅存在于禁限之爭上。事實上，由于地域、經濟發展程度、文化傳習、政治文明生態等各項條件的不同，用“一刀切”的方式來對偌大中國進行簡單治理，已經顯然不符合不斷變化發展的實際情況了。

　　不可否認，如今的轉型期社會正是一個日趨多元化的社會，利益主體在多元，利益需求在多元，觀念也在多元。這都對傳統的公共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變革要求。政府不僅要從傳統的管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過渡，也要從單一的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治理型政府過渡。公共服務和公共治理二位一體，均來源于本地民眾的實際需求和本地社會全方位發展的實際訴求。既然社會的利益格局已經從平均化的、封閉的、凝滯的局面轉變為多元化的、開放的、動態的結構，那么，就必然要求公共治理模式也隨之多元化。

　　即使以民意而言，此時此地的民意和彼時彼地的民意也完全可能是兩種不同的形態。何況，民意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多數人的民意訴求如果和少數人的民意訴求不一致，是否就意味著少數人就一定要服從于多數人?多數人的民意和公共利益之間并不能簡單地劃等號。以燃放鞭炮而論，在民間也一直存在著支持和反對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而且這種聲音均具有相當市場。在這種情況之下，就需要治理者對此一政策的實施進行通盤考慮，既不能隨大流，也不能一意孤行，而是應當進行科學論證，以公共利益作為施政的出發點。

　　在北京和廣州之間所凸顯出來的鞭炮禁限政策的不同，不能以“非此即彼”的觀點來進行涇渭分明式的劃分。“限”可能代表著公共利益，“禁”也可能代表著公共利益，關鍵是能促進各地社會建設的進步，而不是圖一時痛快了事。

　　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提升，社會公共生活日新月異，公共事務日趨膨脹，政府在掌握著大量的公共資源的情景下，其所實施的公共政策，關乎著公共治理的風貌。在社會經濟政治各方面發展都均衡的條件下，要想使各地的公共治理的有效性得以保證，公共治理思維的多元性在所難免。鞭炮禁限之爭所反映出來的不僅僅是公共政策的不同，更反映了這個社會的多元性已逐步融入到公共治理思路之中。實事求是，根據本地情況的不同因地制宜地制訂和實施公共政策，并依據現實情況進行變革，才能使公共政策總是符合公共利益，也才能不斷地促進政治生活和社會的全面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