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中，農民工往往成為一個孤立的節點。在城市務工期間，用工單位通常沒有為農民工辦理養老保險;由于經濟壓力和思想觀念的問題，農民工也不可能自己去購買商業保險。沒有退休工資、沒有養老保障的農民工，養老問題只能依靠自己和家庭。可是，這種單一的養老模式，往往獨木難支，滿足不了他們基本的養老需求。

　　改革開放已走過30多個年頭，第一代農民工也到了知天命之年。由于收入低、故土難離等原因，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不會在城市頤養天年，而是會選擇葉落歸根，回到農村。隨著第一代農民工整體步入老年，養老問題必須擺上議程。這一特殊群體的“超齡”打工生活、背后的辛酸以及即將到來的養老困局，應該進入我們的視野。

　　農民工養老不該只是一種奢望

　　在社會養老金存在較大缺口等整體形勢至今仍不甚樂觀的情況下，農民工養老可以說更是難上加難。這不單單體現在農民工養老工作的面大線長，更因為城鄉二元化等歷史遺留和現實困境的加劇，故使得農民工養老一直停留在“養兒防老”的“自給自足”層面上。體制內外存在兩套截然不同的養老體系，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工自然無法獲得體制內的“垂青”，而鑒于農民工只是暫時離鄉的打工者，他們的最終身份仍舊是農民，這也就使得他們的養老困局仍舊桎梏在城鄉二元化所帶來的制度迷思當中。

　　改革開放30多年了，第一代農民工群體收貨了辛酸、歧視以及并不豐厚的收入之后，他們的身體逐漸佝僂，勞動力市場的激烈競爭使得他們不再有任何競爭力，優勝劣汰的自然選擇在榨干他們的使用價值之后，“沒有活干”是他們不能改變的趨勢，更大的困境則在于，已經整體步入老年的他們，能否“頤養天年”，又該如何“頤養天年”?傳統社會的斷裂使得“養兒防老”的模式顯然已經難以滿足日漸增長的養老需求，而體制造成的裂縫顯然短時間內難以彌縫。如此看來，橫亙在農民工面前的養老困局，顯然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問題。

　　對于第一代農民工來講，不論是“超齡”的堅守還是被迫的返鄉，都無法抹去改革開放大背景下的時代變奏色彩。據媒體估算，在全國近2.3億的農民工中，50歲以上、面臨養老困境的農民工已高達3600萬。這些年過半百甚至已屆花甲的農民工，不論是仍堅守工地出賣殘存的體力，還是回鄉依附離開已久的土地，顯然都無法回避養老難題。而30年巨變導致的經濟結構、家庭結構以及傳統觀念的嬗變，都在或多或少侵蝕著鄉村“養兒防老”的社會保障模式。不錯，30年中農村也在發展，但卻是城鄉二元化體制下的不平衡發展。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城鄉間的鴻溝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這對于包括養老在內的農村公共保障無疑是個嚴峻的挑戰。

　　不論是從區域經濟均衡發展來講，還是從農村、農民、農業等“三農”問題的重要性來講，發展都不能畸輕畸重，不能搞體制歧視，更不能讓本就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群體(包括農民工)為發展墊底。“三農”問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包括農民工群體在內的農村養老問題又是其中不能忽視重要問題。從社會資源配置、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講，包括養老在內的農村公共服務也應該有一個明顯的提升。從“三農”的層次上說，中國夢應該是興農夢，應該讓農村更公平地享受到改革發展的紅利。

　　包括農民工養老在內的農村養老困局亟待“破題”。農村養老應該而且可以多元化，公共部門、社會以及個人都應該是農村養老的主體。在制度設計上，可以借鑒新農村合作醫療的模式，政府補貼一部分，個人承擔一部分，同時要鼓勵企業等社會組織發揮應有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包括農民工養老在內的農村養老問題，更應該放到新型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的大背景下綜合考慮，新型城鎮化過程要探索農村養老的新模式，將農村養老納入土地流轉、農村社區建設等過程中，這樣不僅免除了農民的后顧之憂，更有利于提升土地流轉、新農村建設以及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質量，從而在更大程度上釋放制度紅利。

　　誰來破解3600萬農民工養老困境?

　　目前，我國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企業、城市臟、累、差的體力活和高危行業。農民的身份與工人的職業使得他們處于城市與農村之間的“邊緣地位”，這種尷尬的身份不僅給農民工的心靈帶來創傷，更使許多本應屬于他們的社會權益得不到實現。實質上，他們舍家拋業進城務工，就是賣腕子，靠拚身體吃飯。打工，要能掄得起大錘，扛得動鋼筋，干得了最臟最累的活，忍得住各種欺辱。然而，當歲月耗盡了體力，當挺直的腰板變得佝僂，當矯健的步伐開始滯重，當衰老成為無法回避的話題，不管他們愿意不愿意，被迫回鄉養老將成為不二選擇。

　　30多年來，第一代農民工在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付出與回報卻始終難成正比，由于各種原因，農民工的勞動報酬一直偏低，還經常遇到惡意欠薪難題。而農民工往往既要在城市生活，又要撫養子女、贍養父母，生活消費的剩余還要用于自身發展需求，即使較富裕者其養老儲蓄也捉襟見肘，真正能夠買得起養老保險的人更是寥若晨星。如果他們的晚年養老生活只是單純依靠年輕時期的非強制性存款，那也意味著這批為城市現代化作出了巨大貢獻的農民工，大部分將在老年時期成為社會最貧窮的弱勢群體。

　　“養兒防老，積谷防饑。”眼下農民工群體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隱憂是，農村無法養老，城市拒絕養老。農民工傳統養老方式一般有三類：一是回農村依靠承包的土地養老;二是靠年輕時儲蓄積累來養老;三是依靠子女實行家庭養老。但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人口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這些傳統的養老方式已無法適應上億農民工的養老問題。其實，不僅第一代農民工存在養老難題，而且年輕農民工心中也有“老了怎么辦”之憂。

　　有些尚已習慣了城市生活不愿回農村，但城市又不存在他們養老的可能，農民工養老難題如何解決?一句話，政府是破解3600萬農民工養老困境的第一責任人，政府要有責任擔當。隨著第一代農民工整體步入老年，這一特殊群體的“超齡”打工生活、背后的辛酸以及即將到來的養老困局，必須進入政府的視野，引起高度重視，擺上議事日程，并采取切實措施積極解決。

　　應當承認，我國現行的以市縣為統籌區域的養老保險制度，存在著地方政府不積極、轉移接續難等諸多問題，影響了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的實施效果。養老保險基金區域統籌與農民工跨地區流動較大的矛盾，以及當前的城鄉差異現實，決定了破解3600萬農民工養老困境必須加快立法步伐，完善相關法規制度，通過建立全國統一的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出臺全國統一的農民工養老保險關系異地轉移與接續辦法，以及農民工合法權益的扎實管理監督，確保農民工不論轉移到啥地方，都可以憑卡繳納保險費，憑卡領取養老金，讓農民工真正老有所養、病有所醫。

　　多元合力破解農民工養老困境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農民工為了更好的生活來到城市。在城市和鄉村間游走了數十年之后，不管第一代農民工是否愿意，歲月都將他們無情地推上了返鄉之路。作為城鄉二元結構的邊緣群體，農民工養老則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城市拒絕農民工養老，鄉村難以承載農民工養老。

　　結束多年的漂泊生活，身心俱疲、力不從心的農民工回到了熟悉而陌生的鄉村。不論是返鄉后“重操舊業”，從事務農、養殖等農業生產，還是利用打工期間的積蓄養老，抑或是依靠子女實行家庭養老，第一代農民工的養老圖景，都不免有些無奈與悲苦的色彩。

　　從概念上看，養老應該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一是經濟支持，即滿足老人基本的物質需要;二是生活照料，即為老人提供日常的關照和護理;三是精神慰藉，即給予老人經常性的情感互動和心理關懷。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返鄉農民工的“老無所依”，作為一個新出現的社會現象乃至社會問題，理應引起全社會的關注與重視，并及早去做那些該做、能做的事情。

　　在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中，農民工往往成為一個孤立的節點。在城市務工期間，用工單位通常沒有為農民工辦理養老保險;由于經濟壓力和思想觀念的問題，農民工也不可能自己去購買商業保險。沒有退休工資、沒有養老保障的農民工，養老問題只能依靠自己和家庭。可是，這種單一的養老模式，往往獨木難支，滿足不了他們基本的養老需求。

　　對于返鄉農民工來說，“老有所樂”尚且不論，“老有所養”才是當務之急，筆者認為，首先，政府要加大公共財政投入，建立起覆蓋全民的養老保障體系，將農民工納入其中。其次，要借助市場力量，加快推進養老社會化，改變單一的養老模式。此外，要擴大公眾參與，鼓勵和動員民間組織、愛心人士和志愿者參與其中。只有多方合力，返鄉農民工的養老困境才有破解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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