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參評、兩度落選，最接近時距闖關成功僅一票之差;索賄兩千余萬元，蓋因評院士“需要花錢”——近日，原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副總工程師張曙光賄選院士的案情逐步曝光，吸引公眾目光。此事所暴露出的權力對學術的干擾，無疑是一記警鐘。常言道，“學而優則仕”，張卻非要不計成本、鋌而走險，試圖演繹“仕而優則學”，仔細推究，恐怕還是“院士”的吸引力太強了。

　　院士本是國家設立的最高學術稱號，代表著對研究者學術造詣的認可。1993年，國務院決定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改稱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時決定成立中國工程院。1997年起，“兩院”同步進行每兩年一次的院士增選。在上世紀90年代“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社會背景之下，提高院士待遇理所應當。不過，也正因是“國家榮譽”，院士在科研經費分配、項目申請、科技評獎等方面，有著更多“學術權力”，從個人到所在單位和機構，都能大受裨益。而與行政職務的有限任期不同，院士可謂“一次當選、終身受益”。這就不難理解，張曙光因何既要做官又想當“學霸”，而原鐵道部甚至不惜舉全系統之力助其參評，還加蓋紅章為集體學術造假打掩護。

　　經華圖教育專家研究發現，圍繞一個主題組織給定資料進行評論寫作是國家公務員申論考試的主要考察方向，而考察重點必然是當下社會的熱點問題;在行測考試中，對社會熱點問題的考察也占有相當的比重。客觀而言，作為個案，“花錢評院士”并不能代表我國院士制度的真實圖景。兩院院士往往既有崇高學術聲望，又兼具高尚人格風范，是推動科研事業發展的領頭雁。從錢學森到鄧稼先再到袁隆平，在一代代院士群體身上，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他們對事業的熱愛與執著，對科學與真理的追求，更能看到他們對自身學術操守和道德理念的堅守，對國家和人民的熱愛與忠誠。正是學問與人格的融合，匯成了崇高而執著的院士精神魅力，體現著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完美結合。這也是為什么，每逢兩年一次的院士“增選季”，各界總會高度關注。

　　近年來，關于完善院士制度的呼聲一直不斷，有關機構也積極作為、力促改革，中央更明確提出“改進和完善院士制度”，并將之作為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意見的重要內容。正因此，建立一個更干凈、更具公信的院士制度，十分可期。也應看到，改革與完善院士制度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既應做好制度層面的頂層設計，讓院士與利益脫鉤，保持其榮譽性、學術性;又須具體而微，從院士評選的程序、辦法入手，著力增強審核的獨立性，減少非學術因素的干擾。在這個意義上，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只有切實做到院士制度的公開、透明，把院士群體及其評選過程置于學界同行甚至全社會的有效監督下，方能阻斷私相授受的利益鏈條，促進科學研究的風清氣正，讓院士制度更好運行。

　　張曙光案令院士增選蒙塵，卻也迎來制度反思與變革的契機。唯有讓權力的歸權力、學術的歸學術，才能防范因兩者媾和而產生的腐敗風險，真正讓“院士”回歸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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