攤派“精神病指標”，調動人力資源強行干預患者生活，不僅沒有依法辦事，更是與法律精神和規定背道而馳。

　　據報道，在河南鄭州，各個社區的基層醫護人員被要求篩查本轄區內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數不低于轄區人口總數的2‰。在1000個人中至少找到2個重性精神病，這一任務被納入衛生部門對社區醫院的考評中，完不成會被扣分和督導，這讓不少基層醫務人員感到壓力山大。攤派“精神病指標”，更讓公眾感到錯愕。

　　本來，關愛精神病患者，為了醫治和防止引發社會問題，預先掌握相關信息，以更好地管理和服務，其初衷不乏善意。但在實施過程中，卻由于“指標考核”這一錯誤做法，把好經念歪了、好事辦壞了，個中癥結，值得深思。

　　首先，“一刀切”的量化指標，嚴重脫離社會現實。重性精神病患者，絕不可能按照人口2‰平均分布，具體數字是多少，得通過扎實調查、科學診斷、客觀統計來確定，而不能拍腦袋、想當然。憑一紙文件說多少就多少，到處都是一個標準衡量，這無疑是一種典型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風。

　　更重要的是，硬性指標產生的考核壓力，傳導到醫務人員身上，帶來種種執行問題，侵害了患者和公民的合法權益。在鄭州，按照2‰的標準，許多社區根本完不成篩查任務。為了湊人數過關，一些醫務人員不惜將沒病的查成有病，將輕度的說成是重度的。為了完成“精神病指標”，竟然硬生生逼出了“被精神病”的悖謬結果，這必然給公民權益帶來傷害。

　　根據新的《精神衛生法》，患者自愿、患者權利至上等原則體現于各個條款，精神障礙患者的人格尊嚴、人身和財產安全不受侵犯，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歧視、侮辱、虐待精神障礙患者。鄭州的衛生部門通過行政方式，攤派“精神病指標”，調動人力資源強行干預患者生活，不僅沒有依法辦事，更是與法律精神和規定背道而馳。

　　按文件不按法律，權力蓋過了權利，說明在一些管理者意識深處，法治觀念依然匱乏，管制思維依然頑固。不清除這些觀念障礙，精神病患者的管理就會陷入“要數不要人”的歧途。

　　取消“精神病指標”固然容易，但如何轉變管理思路，創新管理方式，為精神病患者提供更為人性化的公共服務，顯然還有許多問題需要破解。從更大層面看，全國各地將重性精神病患者的管理治療納入基層疾控體系，需要有效對接和充分融入，為患者編織充滿尊重、理解、關愛的權益網絡。這不只是鄭州一地的亂象，也不僅僅是衛生系統面臨的難題，而是一個牽涉面甚廣的社會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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