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吸引著國內外人士的目光。筆者閱讀時發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里，有三個“讓”：“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筆者的感覺是：我們黨更強調市場決定性作用、人民的創造力、百姓的需求和改革成果的共享。

　　由此，想到了百姓的“自由度”。

　　新時期以前，計劃經濟尤其是“左”的思想影響下，百姓的“自由度”少得可憐。記得有一案例說，當時有農民在自己宅院中種棵棗樹、出售大棗若干，被舉報發現、批為“資本主義尾巴”，棗樹也被野蠻砍去。新時期啟動時，鄧小平說，“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就是意味著，對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不是作細枝末節“小修小補”，而是作根本性的改變。從農村聯產承包、不再扣“投機倒把”帽子，到政府“放權讓利”、私人開個店辦個廠都行、勞動者膽大的到海外發展也放行，政治禁錮的帽子大大減少，老百姓的“活路”多起來了。由此，老百姓逐步理解，改革不就是小人物干事的“自由度”明顯提升嗎?

　　恩格斯晚年，曾有一位雜志記者問及“你和馬克思的全部學說如何用最簡單的語言表達”。恩格斯在回答時，引用了《共產黨宣言》的那句著名判斷：“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人的宏偉事業就是為著全人類解放的。人，就是人民群眾，是老百姓。“人自由發展”的“自由”兩字，告誡我們：“從人出發”，是黨和政府為民辦事的要義。

　　百姓自由度，以經濟學語言來解析，簡要地說，就是市場經濟發育、發展，重要的在于要素流動的順暢，這個“要素”，包括勞動者、技術、資本等，要素流動起來了，就為“優化配置”形成了前提條件。

　　所謂“資源、要素優化配置”，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是由人的主觀意志而是由市場根據平等性、競爭性、法制性和開放性的一般規律，由市場機制通過自動調節對資源實現的配置，用“看不見的手”進行優勝劣汰。也就是前文所引論的“三個讓”的前兩個“讓”。有了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財富增多了，就需要分配合理，利益共享，這是第三個“讓”給我們的要求。

　　公報提及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消除“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財稅體制(給地方更多利益);“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放寬投資準入”(大力支持上海自貿區試點)等等，都體現著“百姓自由度”、也就是“要素自由度”的提升。

　　改革事業已經有35年了，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啟動”、十二屆三中全會的“商品經濟體制改革”、十四屆三中全會的“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到如今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改革主線、主調一直未變，市場取向的要求越來越清晰。改革的真諦是人的解放，是老百姓干事業越來越自由、越來越有序，生活水準越來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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