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一名69歲的老太太在跳廣場舞時遭人用鋼珠一“槍”爆頭，突然倒地。據其他常年在廣場上跳舞的市民猜測，此事可能是周邊居民不滿噪聲而采取的報復行為。結合不久前圍繞廣場舞發生的潑糞、鳴槍等極端事件，這都反映出當下廣場舞遭遇的尷尬。從跳舞的老年人群體看，或是站在被噪音干擾者的視角，我們發現這真是一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難題。筆者更關注的則是這些極端行為背后的原因。

　　廣場舞健身和噪音擾民的矛盾是顯而易見的，而且此矛盾對立也可以理解，但由此矛盾激化發展為極端的傷害行為就說明問題了。因為這不是無法解決的矛盾，只能說明目前在社會管理中，針對民間不同利益群體的尖銳矛盾，我們缺乏一個緩和、解決的機制。我們的傳統思維是要依靠政府，通過環保部門測定分貝，規定跳舞時間、區域、音量，等等。此種解決方式看著很美，但至少從目前的極端對立行為看，并不一定行得通。這其中主要還是一個具體操作的問題，因為即使行政干預后制定了一系列制度，但請問如何監督?如果在操作環節違反了怎么辦?

　　先不說廣場舞活動都發生在非工作時間，就是在上班時間，環保部門也不可能派出專職監督員，對是否違反制度的裁判更是不可能做到及時、準確，所以，從社會管理的實踐角度講，行政部門多半會選擇拖、推、穩等“太極手段”，因為這是面對極高行政成本最可能的選擇。因此，針對類似廣場舞的問題，社會管理一定要建立一個純民間解決機制。此機制應由渠道、平臺的方式和對話、協商、妥協的路徑組成。所謂渠道與平臺，是指矛盾雙方都應組建專門的代表力量，確立雙方能夠對話的條件與規則。而對話、協商、妥協，是指雙方代表在平等主體之間采用面對面商量、交流，而且通過利益妥協而達成共識的和平解決問題的方式。

　　還是回到廣場舞現象，此時雙方面對矛盾都肯定首選去找(但也最難找到)——有關部門，結果大多是推而不管或拖而不決，那最后矛盾只能是激化，對抗手段也必然升級。如果雙方通過選擇代表對話又會如何呢?不管此問題能否完美解決，但經由對話，雙方至少能通過了解、溝通，在對方的角度上看到一些自己曾經忽視的問題，即使不能馬上妥協，至少不會進一步激化。

　　在各種社會矛盾不斷涌現的今天，社會管理中，純民間不同利益集團對話交流的機制應當及時建立，這既是社會管理方式的一種補充，又是社會發展的一種大趨勢。類比一下市場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相信此種民間對話機制一定對社會綜合管理有著積極的推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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