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報道，近幾年來，以免職為代表的問責有被濫用的趨勢，甚至被網友稱為被問責官員“帶薪休假”的代名詞。梳理過去幾年一些問責免職官員的經歷發現，出事——免職——冷卻——悄然復出——輿論質疑——回應合規——不了了之，成為他們的軌跡。免職常成擺設，問責近乎“假摔”。而公眾輿論對官員問責制度的關注焦點，也從“下臺”轉為“上臺”。

　　近幾年來許多官員的隨意復出，不符合相關政策法規的精神，有違程序正義。同時，以隨意復出取代此前的嚴厲問責，亦有悖社會公眾的日常理性，缺乏嚴肅性。

　　問題官員頻頻隨意復出，不僅抵消了政府問責問題官員產生的制度效果，也一再深深刺痛了社會公眾的敏感神經，甚至產生“二次傷害”。那些隱藏于 “免職、復出”背后的權力之手，或許以為時過境遷，當初沸沸揚揚的輿論已經冷卻，盡可以隨意操弄。殊不知，公眾其實并不可能輕易忘卻那些曾經灼傷人心、撕裂社會的惡性事件。

　　問責之所以近乎“假摔”，其原因有二。具體而言，其一，近幾年來許多官員的隨意復出，不符合相關政策法規的精神，有違程序正義。按照2009年出臺的《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之規定，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的黨政領導干部，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然而，到了現實中，“一年禁用”，卻被變通為“一年之后即用”，有的甚至連一年都等不及，即易地為官。

　　問題官員并不是不能復出，而是這種復出應該遵循基本的規則和程序，不能完全依靠“長官意志”。比如，問責不能一免了事，免職之后，相應的政治問責、法律問責是不是也該迅速跟進;又如，復出之前，是不是應該向社會公示相關信息?以履行告知的義務并征求公眾意見?還有，復出官員職務何以能夠獲得晉升，也應該有一個明確的說明。等等。

　　其二，以隨意復出取代此前的嚴厲問責，亦有悖社會公眾的日常理性，缺乏嚴肅性。也即，若想用后面的復出決定取消前面的免職決定，至少應該給出一個負責任的說法。這樣的“過渡”，既要經得起政策法規的查驗，更要經得起民眾的審視。不然，不僅復出不嚴肅，免職也不免草率。

　　因此，目前的當務之急在于，一方面，進一步細化規定，規范問責、復出的相應程序，增強公開透明，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另一方面，官員問責制度也要“回歸常識”，什么是“常識”?很簡單，官員責在公共事務，錯了就要承擔代價，接受問責。

　　說到底，對出事官員進行問責，既是對社會公眾、公共利益的一個交代，也是現代政府治理中從嚴治吏、約束權力的題中應有之義。不免職則無以平復輿論，不問責又如何以儆效尤?如果聽任問題官員隨意復出，甚至將問責制度演變為問題官員休養將息的權宜之計，又如何能夠切實改進作風、管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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