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政背景
在2011年3月召開的全國“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出席中外記者招待會并回答記者提問，在談到發展不平衡問題時，溫總理說：“中國這些年經濟雖然發展很快，但是由于城鄉不平衡、地區不平衡，再加上人口多、底子薄，我們確實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前不久，為了征求群眾對政府工作報告的意見，我到離北京只有150公里的灤平縣。我看到那里的群眾雖然這些年來生產生活條件有所改變，但依然與北京有很大的差距。這個村子我已經去了三次，分別是2000年、2005年和2010年。我經常勸記者多到中國的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看看，你到那里看看就知道上海和北京的發展不能代表整個中國。我們要實現小康目標還需要作出艱苦的努力;要建成一個中等發達的國家，至少要到本世紀中期;要真正實現現代化，還要上百年以至更長時間。”
新世紀以來，西部大開發、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發展……隨著一個個重大戰略的付諸實施，區域發展千帆競發、你追我趕的態勢正在形成。中央連續8年下發涉農“一號文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積極發展現代農業，農業基礎地位不斷加強，農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我國城鄉統籌發展邁出新步伐。
同時也要看到，我國發展不平衡問題仍然讓人擔憂。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流光溢彩的都市與偏僻落后的鄉村同在，東部沿海的率先發展與西部一些地區的相對滯后并存。從城鄉差距看，2010年我國城鄉收入之比仍高達3.23∶1;從區域差距看，2010年我國西部地區經濟總量僅占全國的19.31%，西部省區市中人均GDP最低與東部省區市中最高相差10倍多。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仍然艱巨，正如同溫總理所言，要真正實現現代化，還要上百年以至更長時間。
二、發展不平衡的表現在哪些方面
1.城鄉發展差距較大。改革開放后城鄉收入差距曾一度有所縮小，1983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為1.82∶1，但后來又逐步拉大，2009年擴大到3.33∶1。從絕對差距來看，1978年農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209.8元，1992年差距突破千元大關，達到1242.6元，2009年達到12022元。
2.區域發展差距明顯。30多年來，各地居民收入都有了大幅度增長，但不同地區間收入差距在拉大。2009年我國東部地區年人均收入為38587元，西部地區為18090元，差距達2萬余元。從省際差別來看，最高的上海市年人均收入為76976元，最低的貴州省為9187元，兩地相差67789元。目前全國4007萬貧困人口中，中西部地區所占比重高達94.1%。
3.除經濟差距外，城鄉、區域之間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差距也較大。目前西部地區人均教育經費支出僅為東部地區的73.5%;城市擁有約70%的衛生資源，而廣大農村只擁有約30%的衛生資源，農村居民人均衛生費用不足城市居民的1/4。
4.同經濟發展相比，社會事業等發展相對滯后。優質教育資源短缺，教育公平的問題比較突出;醫療服務供給總量相對不足，人民群眾對看病難的反映仍比較強烈;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完善，一些基本保障制度有待健全;等等。應該說，目前我國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很多方面和不同層次。
三、關于發展不平衡的認識問題
1.有人認為，發展不平衡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你怎么看待這種說法?
發展不平衡問題是各種復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對待這一現象要有一個客觀的、歷史的、辯證的認識。既不能放任各種不平衡發展，對不斷拉大的不合理差距熟視無睹，也不能抽肥補瘦，搞平均主義。既不能因不平衡的客觀存在產生消極負面情緒，懷疑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也不能過分強調發展不平衡的合理性。
一是要看到發展不平衡的存在是有客觀性、合理性、積極性的一面。只要我們引入市場機制、進行市場化改革就必然出現發展不平衡問題，產生區域、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和“外部性”問題，這些是市場機制失效的具體表現，也意味著政府宏觀調控的不可或缺。我們要看到，改革開放后期不平衡的產生和存在與改革開放前的不平衡是不可等同的，這是在經濟持續30年的快速發展、人均GDP已超過3千美元、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2位的基礎上出現的發展不平衡，是發展中的問題，是在各地區、城鄉、全體居民實力大增，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基礎上的相對不平衡，同改革開放前一窮二白、物資匱乏、資源短缺的不平衡不可同日而語。
從積極的角度看，發展不平衡能夠形成競相發展的局面，導致活力倍增，為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提供動力。回顧改革開放30年的歷程，正是當初按照鄧小平同志的指示，建立了“四個”特區，打破了計劃經濟體制造成的僵化局面，整個經濟開始有了活力。珠江三角洲的搞活和率先改革開放帶動了其他地區的比學趕超，雖然地區差距出現了，但是起到了滿盤皆活的效果。沒有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就難以做到人盡其才，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
二是要看到當前的發展不平衡存在著嚴重的弊病，孕育著嚴重的后果。區域發展不平衡長期得不到改善，差距過大，會進一步造成生產要素向發達地區集中，發達地區資本過剩、人才過剩、人口過密，出現城市病。而欠發達地區則相反，易產生馬太效應，強者恒強，弱者更弱。分化的結果是整個經濟體結構功能下降，發展速度下滑。城鄉差距過大會加劇城鄉矛盾，廣大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進一步萎縮，對于構建內生型經濟增長方式、擴大消費需求不利，也不利于加快城市化進程、消除二元經濟結構。在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健全的情況下，居民收入差距不合理擴大會使一部分低收入者生存成為問題，直接影響社會穩定。
四、如何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
1.進一步加強對“三農”的政策傾斜。近年來，為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黨和政府采取一系列重大舉措促進農業農村發展。自2004年以來，中央連續8年下發“一號文件”，建設新農村，取消農業稅、免除學雜費，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等，這些強農惠農政策，改善了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有力地促進了我國城鄉協調發展。
2.進一步加大中央財政支持，推動重要資源要素向農村配置。加快建立有利于資源要素向農村配置的激勵機制，引導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等要素向農村聚集。2010年中央財政對“三農”的支持力度進一步加大，用于“三農”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計8183.4億元，比去年增加930.3億元，增長12.8%;地方各級財政也相應增加了投入。積極發揮農村金融的作用，綜合運用財稅杠桿和貨幣政策工具，引導更多信貸資金和社會資金投向農業農村。鼓勵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工作，動員科技、教育、衛生、文化等各方面人才下鄉進村，直接為“三農”服務。
3.加快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堅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著力提高城鎮綜合承載能力，發揮好城市對農村的輻射帶動作用。加大農村教育投入，培育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大力發展現代農業,推進農業科技進步。繼續采取積極措施，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讓有條件的進城農民有序變為市民，逐步融入城市社會。
4.推進城鄉配套體制改革。堅持統籌城鄉發展，加快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著力在推進城鄉規劃、產業布局、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一體化上取得突破，推動形成城鄉良性互動、協調共進的良好局面。
五、如何解決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
1.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完善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體系。針對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黨和國家先后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中部地區崛起戰略。近年來，又出臺了一系列區域規劃和政策文件。在這些區域發展戰略和政策的有力推動下，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發展速度明顯加快，中國經濟四大板塊逐漸成型，區域協調發展取得明顯成效。
2.科學推進主體功能區建設。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不久前出臺，根據不同區域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統籌謀劃未來人口分布、經濟布局、國土利用和城鎮化格局，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逐步形成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相協調的空間開發格局。
3.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力度。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以及糧食主產區、礦產資源開發地區、生態保護任務較重地區的財政投入，重點改善欠發達地區的基礎設施狀況，改善落后地區群眾生產生活條件。注重欠發達地區基礎教育和人口素質的提高，提高其自主發展能力。加大扶貧開發力度，鼓勵發達地區對欠發達地區對口支援，做好定點幫扶、東西協作工作，調動各方面參與扶貧的積極性。
4.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加快完善以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的的公共財政體系，加大對中西部地區轉移支付力度，增強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完善公共財政政策，力求公平地分配地方政府轉移支付的資金，提高受服務對象的知情權、參與權。集中利用有限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質量。進一步明確政府職責，建立健全考核體系，推動中西部地區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城鄉“一體化”，全國“一盤棋”，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是貫穿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過程的艱巨任務。經過長期艱苦的努力，逐步解決城鄉、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六、重要論述
1.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我們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突出。我們一定要以對國家和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通過艱苦細致的工作和堅持不懈的努力，加快解決這些問題，讓人民滿意。
這些問題主要是：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強化，投資與消費關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仍然薄弱，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并存，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較多;服務業增加值和就業比重、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沒有完成“十一五”規劃目標。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指出，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主要是，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強化，投資和消費關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社會矛盾明顯增多，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