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政背景

　　今年“兩會”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再次專程來到中國政府網和新華網訪談室，接受中國政府網和新華網聯合專訪，同海內外網友進行在線交流。在回答網友問題時，溫總理說，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嚴重存在，將把解決收入分配不公作為政府今后五年的一項重要任務。

　　溫總理說，“有一個富人就會有五百個窮人”這句話形象地反映了收入分配的不公。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制度的因素。政府已經提出來了一個正確的方向，也就是說在今后收入分配當中，要實行兩個“同步”，就是居民收入增長要同經濟增長同步;職工工資增長要同勞動生產率同步。

　　溫總理提出的兩個“同步”，意義重大。“十一五”我國加快推進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各地加快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低收入群體的保障水平逐年提高。但應看到，改革還需要進一步深化。理順收入分配關系，普遍較快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實現從“國富”到“民富”的轉變,將是“十二五”全民關注的最大亮點。因此，“十二五“期間，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是加強社會建設，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

　　二、收入分配關系存在哪些問題

　　黨和政府歷來重視收入分配問題，這些年在收入分配領域進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改革。受諸多因素的影響，收入分配領域仍然存在不少矛盾和問題，有些還呈現加劇的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改革開放以來，政府、企業、居民三者分配關系的演變大體可分為向居民傾斜(1978~1995年)和向政府、企業傾斜(1996年至今)兩個階段。2000~200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總收入的比重從65.5%下降到57.5%，下降8個百分點，政府和企業占比則分別提高5.2個和2.8個百分點，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從51.4%下降到39.7%。

　　2.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無論是城鄉之間、城鄉內部，還是行業之間、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均呈擴大趨勢，低收入群體增收難度較大。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2000年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之后，呈不斷擴大的趨勢，2008年達到0.47。現在有些專家計算的甚至超過了0.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人均純收入之比從2000年的2.79:1擴大到2008年的3.31:1，絕對差距已經超過1.1萬元。就業人員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2000~2008年，在城鎮職工中，國有單位、集體單位、其他單位職工實際工資分別增長1.75倍、1.48倍和1.18倍;行業門類間的工資差距由2000年的2.60倍，擴大到2007年的4.46倍;2008年證券和紡織兩大行業的職工平均工資之比達到創記錄的10.6倍。低收入群體收入增幅放緩，2000~2008年，城鄉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分別增長90%和64%，明顯低于城鄉居民人均收入151%和111%的增幅。

　　3.收入分配秩序不規范。特別是腐敗和灰色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劇收入分配差距，社會影響惡劣。中國經濟改革研究會王小魯的一項研究表明，加上隱性收入后，2005年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從統計顯示的9倍擴大到31倍。這些收入主要來自公共資金的流失、銀行貸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額外收費、行政許可中的尋租、土地收益流失、壟斷收益等。

　　三、關于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的幾個認識問題

　　1.有人說，追求公平必然要犧牲效率。你怎么看?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前提是正確認識和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就收入分配而言，公平絕不是平均分配社會財富，而是在保障所有人基本生存和發展權利的基礎上，使人們的收入與其能力素質、付出的努力以及合法占有的資源相符。這是因為，抹殺能力素質差異和個人努力程度的絕對平均主義，既無效率也不公平;要提高效率、發展生產、改善生活，就要通過適當拉開收入差距來提供激勵。

　　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下，人們的收入必然有高有低，有時高低差距還比較大。如果高收入者的收入來源于較高的能力素質和較多的貢獻付出，是正常市場競爭的結果，那么，在收入再分配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等的配合下，適度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會導致社會不和諧。但在現實生活中，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因素確有一些是不合理、不合法、不公平的。克服了這些問題，就不僅能夠促進公平，而且能夠提高效率。公平出效率，沒有公平就會傷害人們提高效率的積極性;但如果片面追求收入的絕對平均，實際上也是一種不公平，因為人們的付出不能得到合理回報，其結果只能是共同貧窮。可見，公平與效率并不是簡單對立、此消彼長的，應該而且可以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完善的過程中統一起來。

　　2.有人說，市場經濟下，調節收入分配主要靠市場，政府不要插手。怎么看待這種說法?

　　我國實行計劃經濟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兩方面的實踐證明，在收入分配領域完全依靠行政手段，既無效率也不公平;只有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才有可能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但也應看到，收入分配決定人的生存和發展，關乎人的自由和尊嚴，影響發展的動力和社會的穩定，因而不能完全交給市場去調節。也就是說，收入分配調節既要發揮市場無形之手的基礎性作用，也要發揮政府有形之手的關鍵性作用。

　　在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更多地作用于再分配環節，通過稅收、財政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等手段對初次分配形成的過大差距進行矯正，以維護社會公平;初次分配基本是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的，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通過市場競爭獲得各自的報酬。但在我國現階段，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相當一部分初次分配差距并不是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結果。比如，由行政性壟斷所導致的行業收入差距、由二元結構問題所導致的城鄉收入差距、由觀念和體制問題所導致的地區收入差距以及由勞動力流動不暢所導致的社會成員收入差距等，都需要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更充分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來縮小和消除。也就是說，在我國，除了在再分配環節需要政府加強調節，在初次分配領域也需要政府積極作為，著力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既要進一步深化改革、解決市場扭曲和不能正常發揮作用的問題，又要解決市場泛化和市場失靈的問題，還要解決政府職能轉變的問題，進而使市場無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都到位又都不越位，綜合協調地發揮作用。

　　3.有專家認為，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會影響當前的經濟結構調整。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與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方式、經濟體制緊密相聯，需要標本兼治。治標就是直接調整收入分配，包括提高勞動者工資、控制高收入者不合理收入以及降低居民稅收負擔等;治本就是消除導致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體制機制和經濟結構問題。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一個重點是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就需要建立最低工資制度，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建立職工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努力實現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但應當看到，對于很多企業特別是低端加工制造企業來說，由于利潤已經相當微薄，給職工漲工資的空間實際上非常有限。解決這類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引導企業改進技術、工藝、產品，向產業高端移動，同時積極發展高端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產業結構調整會帶動就業結構變化，使高素質、高技能勞動的報酬大幅提高，這又會促使人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以獲取更高收益，從而形成“產業結構升級—就業結構變化—人力資本結構改善—收入分配結構優化”的良性循環。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另一個重點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這就需要合理調整國家、企業、個人分配關系，包括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增加公共服務支出，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改變一些企業依靠廉價資源、行政壟斷獲取過高利潤的狀況，提高國有企業分紅水平，把國有資本收益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同時應看到，我國長期形成的重投資輕消費、重招商輕創業、重資源投入輕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方式，帶來了一系列經濟結構問題：在經濟增長結構上，依靠投資拉動、粗放擴張，而消費不振、內需不足;在要素投入結構上，過于依賴低成本勞動力和資源，而自主創新不足、科技貢獻率低;在產業結構上，重化工業、資源型產業快速擴張，而農業基礎薄弱、服務業發展滯后;在企業組織結構上，大型壟斷企業占據市場主導地位、利潤豐厚，而中小企業困難、民間創業艱難;在國際分工上，產業和產品大多處于國際產業鏈和價值鏈低端，雖然出口數量大，但企業利潤低、勞動工資低。這些經濟結構問題是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偏低的重要根源，必須著力解決。此外，調整城鄉和區域經濟結構等，也是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重要基礎。

　　四、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的政策措施

　　1.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盡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

　　2.深化工資制度改革。按照市場機制調節、企業自主分配、平等協商確定、政府監督指導的原則，形成反映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和企業經濟效益的工資決定機制和增長機制。健全工資支付保障機制。完善最低工資和工資指導線制度，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建立企業薪酬調查和信息發布制度，積極穩妥擴大工資集體協商覆蓋范圍。改革國有企業工資總額管理辦法，加強對部分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縮小行業間工資水平差距。完善公務員(微博)工資制度。完善符合事業單位特點、體現崗位績效和分級分類管理的事業單位收入分配制度。

　　3.健全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分配制度。完善公開、公平、公正的公共資源出讓制度，建立國有土地、海域、森林、礦產等公共資源出讓收益全民共享機制，出讓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務支出。擴大國有資本收益上交范圍，提高上交比例，統一納入公共財政。完善股份制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分紅制度。創造條件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保障技術成果在收入分配中的應得份額。建立健全根據經營管理績效、風險和責任確定薪酬的制度，嚴格規范國有企業、國有控股金融機構經營管理人員特別是高層管理人員的收入，嚴格控制職務消費。

　　4.加快完善再分配調節機制。加快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合理調整個人所得稅稅基和稅率結構，提高工資薪金所得費用扣除標準，減輕中低收入者稅收負擔，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逐步建立健全財產稅制度。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提高公共服務支出比重，加大社會保障投入，較大幅度提高居民轉移性收入。

　　5.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健全法律法規，強化政府監管，加大執法力度，加快形成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保護合法收入，堅決取締非法收入。清理規范國有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外收入、非貨幣性福利等。加強政府非稅收入管理，清理規范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加快收入信息監測系統建設。建立收入分配統籌協調機制。

　　五、重要論述

　　1.《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今年重點采取三方面措施：一是著力提高城鄉低收入群眾的基本收入。穩步提高職工最低工資、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和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建立健全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二是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提高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合理調整稅率結構，切實減輕中低收入者稅收負擔。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加強對收入過高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嚴格規范國有企業、金融機構高管人員薪酬管理。三是大力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堅決取締非法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