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如此類的問題，我覺得在現實生活里邊，必須意識到它是不符合現代社會發展方向的，是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源配置優化方向的，但它確實存在，它屬于醫療領域一種過度的官場化。現在種種的特別待遇、特別護理，也往往是以潛規則的形式、以它自發生長出來的形式在現實中存在的，植根于行政權力和“官場文化”的。

　　它是一種我們現在存在的物質條件上升、但是專業水平沒有相伴隨上升的一種“非專業化”問題。

　　第三個問題，我稱為“醫療服務的非專業化”。有了這么多年的發展之后，這種不符合職業道德的案例仍然還可時常聽到。有一種例子，可能屬于少數醫護人員心術不正，這是個別現象，但它確實存在——即出于某種原因要報復他的服務對象，比如說在媒體報道中聽到的“縫肛門”案例，曾經鬧過軒然大波。或在醫療處理的過程中給你制造別扭。另外還有一種情況，并不是心術不正，而是職業道德層面相關聯的敬業態度和專業水平不到位。

　　比如一個案例，沒有死的嬰兒給按死嬰處理了，好在有一個偶然的原因，人們發現這個孩子沒死，又給救回來了。諸如此類的事情合在一起，它是一種我們現在存在的物質條件上升、但是專業水平沒有相伴隨上升的一種“非專業化”問題。原因何在?和我們的激勵、約束、管理，以及我們現代化過程中要追求績效所伴隨的機制問題未解決好，是聯系在一起的。

　　如果必須正視上述這三個方面的問題，那么，我們要探討應該怎樣對癥下藥?我想從要領上來說還是可以有所考慮的。前面說到的醫保“托底”，以后的遠景似乎應該是：全社會成員均有一個社會保障號碼，還是他享受全社會統籌的醫療服務的號碼(同時也是他個人的納稅號碼)。

　　最理想的狀態是：這個人無論在哪兒，不論是在出差的狀態、還是旅游的狀態，有病了，進任何一家醫院，提供號碼，接受治療，最后結算。這是一個比較合理的理想的“托底”，它能使所有的公民在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管轄范圍之內，有病馬上可以得到最便捷的治療。

　　而在此基礎上，還有由大型的高水準的公立醫院以及類似的非公立醫院在健康競爭的情況下一起形成所謂醫療的選擇性“網絡”。我注意到，有專家發言所提到的概念是叫“醫院聯盟”——可理解為橫向的聯盟和縱向一直往下延伸到社區的聯盟，再加上借鑒醫藥分開的國際經驗作必要的機制化的改進。除了有社區醫療，我認為也需要探索發展個性化的“家庭醫生”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