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合理轉診?應該是在有選擇性的、多樣化的健康競爭局面中，憑借醫療機構自己的公信力，使越來越多的服務對象自動地通過先到社區醫院，或打電話咨詢自己的家庭醫生，然后在有必要的情況下再進大醫院找頂尖專家。這個過程不應是人為壓出來、管制出來的，不是人為設置就可以馬上執行的，它需要有一個培育社會公信力的過程，使老百姓認為這是一個對他最合理的醫療流程。

　　另外，應該積極地發展有競爭力、能夠促進我們醫療水平不斷提升的多樣化的醫療機構。高端的一些醫療形式，我認為在中國也同樣要重視：低端“托底”的保障是現在的重點，但同時，我們不必諱言，中國一定要發展高端的、能夠以后和世界前沿水平大致一比高下的這樣一些醫療服務的主體與力量。

　　對應于三大問題，我們應該有三個推進，從財政支持的政策設計來說，前提是至少不能擺脫這三個大的基本取向。

　　總結一下我的這些想法，對應于三大問題，我們應該有三個推進：

　　第一個推進，是“健康的市場化”。公立醫院改革和與公立醫院改革并生配套的所有醫療機構的這些改革，沒有一個健康的競爭環境，我認為是沒有出路的。不要設想簡單地靠“收支兩條線”式的管理或者類似的思維邏輯能夠處理好這個問題。

　　第二個推進，在中國以后要推進實質性的“最低的官場化”的過程。不可能設想一個社會里邊在醫療待遇方面不做一些特殊待遇的處理。美國對它的總統也有特殊的醫療人員來護理，來提供特別的服務。但在中國應該是非常明確的：需有降低醫療領域特定的“過度官場化”水平的過程，要使這種帶有官場化色彩的醫療服務消減到最低限度，這要結合行政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

　　第三個推進，應該推進一種“可持續的、有競爭力的專業化”發展過程。這里邊需要有很多機制性的設計：怎么樣真正調動醫護人員提高自己專業水準、服務水平的內在積極性，怎樣培養現在基層更多需要的所謂“全科型”的醫療服務人員，怎樣鼓勵我們每年招收的為數可觀的醫學本科學生、研究生在畢業以后不是只考慮進大醫院，能夠服務地方、服務基層，使他們在中心城市工作中有去邊遠、欠發達區域“掛職”工作一段時間的合理程序?這些激勵——兼容機制結合在一起，應該可以形成一種可持續的、有競爭力的專業化趨勢，來支撐整個民族的醫療服務水平的提高。

　　最后，財政的支持可以歸結到一個簡單的概念，就是追求公共資金運用于醫療中的績效。前述三個推進如果能掌握得好，財政資金的投入支持所帶來產出的績效水平就比較高;沒有這些機制方面的優化和提升，財政資金即使是大量使用了，但績效卻會比較低，那就不能給予較高的評價。所以，從財政支持的政策設計來說，我認為前提是至少不能擺脫前面所說的三個大的基本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