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執行不嚴、法治不彰導致不信任感加劇，社會轉型期的社會綜合改革滯后，官員腐敗、法律執行不到位損害群眾利益，部分社會成員自身素質低下、道德滑坡嚴重等因素，都是造成偏執情緒激增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微時代”的匿名表達和碎片化書寫，也成為情緒極化的助推器。

　　“微時代”的成熟期還遠沒有到來。隨著技術平臺的不斷革新，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進來，利用全新的媒介形態表達立場，甚至進行觀點的對抗和博弈。但如何在滿足個體自由表達的同時，引導“微而不惡”，仍是“微時代”的重大課題。

　　日漸嚴重的偏激與極化現象，就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微博上有個段子，來自德國的留學生雷克在中國的微博上發現了大量負面情緒和過激言論，試圖進一步探討現象背后的現實問題。他在微博上舉了一個例子：“我說中國還有些不完美，就被罵個‘臭老外’。我說中國發展的方向是對的，就被罵個‘洋五毛’。我說在家里換了個燈泡而已，被罵個‘沒內涵的傻瓜’�！�

　　生活中，人們將這樣的說話方式叫做“抬杠”或“挑刺兒”，而在“微時代”的網絡話語空間，這樣的表達背后，其實是一種已經蔓延開來的偏執與偏激，一種強烈的社會負面情緒。

　　幾天前，一篇《法治社會不容“微博先審判”》的文章引發關注，該文針對網絡上對李天一案的圍觀提出委婉的點評，強調法治的程序性，提醒公眾不能用偏激的觀點去施壓，甚至“綁架”法律的正當程序。提醒是必要的，以之前的李啟銘案為例，一句“我爸是李剛”引發爆點，網上一邊倒地攻擊李啟銘，甚至要“拉出去活埋”。隨著事件發展，偏執不斷升級，“李剛有多處房產”、“李啟銘將只判有期徒刑3年，監外執行”等聲音在網上傳播。即便在法院判決公布后，憤怒的情緒依然沒有平息。耐人尋味的是，在觀點傳播的過程中，很少有人質疑“我爸是李剛”、“李啟銘監外執行”的真實性，即使這些聲音曾出現過，但很快被群體性的偏激蓋過，被壓到輿論漩渦的底端，直至完全消失。

　　為什么會這樣?顯然，法律執行不嚴、法治不彰導致不信任感加劇，社會轉型期的社會綜合改革滯后，官員腐敗、法律執行不到位損害群眾利益，部分社會成員自身素質低下、道德滑坡嚴重等因素，都是造成偏執情緒激增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微時代”的匿名表達和碎片化書寫，也成為情緒極化的助推器�！皬娀�論點而缺少論證，往往需要情緒化的語言打動人而不需要理性的討論，尤其匿名者更無須承擔任何責任。這造成微博里罵聲一片，客觀、理性的意見往往受到忽視或蔑視。這就使得網上的言論趨于不同的極端，而復雜的觀點難以展開。于是，扣帽子多于討論、罵人多于說問題，此現象有蔓延趨勢。”學者們談及的極端表達，揭示出從偏執演化為“極化”后的危害。

　　藥家鑫案一審判決前后，“藥渣”、“腦殘”等極端攻擊性話語頻頻出現，之后不久，“藥家鑫為富二代”的言論更是激起網民的“仇富”心理，“該殺”之聲猶如海嘯。如果說網民的這種反應尚可理解的話，那么，接下來的網民對于兩位學者觀點的反應就體現出了群體極化表達的可怕。

　　中國公安大學教授李玫瑾在評論案件時說，“由于平時情緒不好時會用手指砸鋼琴鍵盤來發泄，藥家鑫連扎受害人八刀，是他的一個習慣性機械動作。”一席話引發“群情激憤”，“我不知道，把刀從包里掏出來，又算什么習慣性動作?我詛咒李玫瑾這樣的專家不得好死!”與此同時，另一位學者的評論，“他長的是典型的殺人犯的那種面孔，一看就知道是罪該萬死的人。殺人犯長的都這樣……”卻引來追捧無數，網友評價：“那叫一個罵得漂亮，罵得酣暢淋漓。”

　　“群體極化”的觀點最早由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桑斯坦提出。這種觀點指出“團體成員一開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議后，人們朝偏向的方向繼續移動，最后形成極端的觀點”，該觀點揭示出“如果群體中大多數人傾向于謹慎，那么經過討論之后的群體意見會更為謹慎;如果群體中大多數人傾向于冒險，那么經過討論之后的群體意見會更趨于冒險”的可能性。

　　當然，并非所有議題都會引發群體極化，只有當事件的某個方面觸及社會情緒的“引爆點”，才會引起網民的集體圍觀與發聲。那么，究竟什么會觸及“引爆點”呢?

　　在人民網輿情監測系統選取的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的100件熱點輿情案例中，社會民生類輿情事件占28%，反腐倡廉類輿情事件占23%，社會安全類輿情事件占12%。值得重視的是，以前引發“爆點”的往往是觸及民族情緒、違背社會倫理綱常的事件，但近年來，“仇官”、“仇富”漸漸成為新的“導火索”。

　　當然，偏激也罷，群體極化也罷，并非絕無益處。由于“微時代”網絡的匿名傳播特性，以及群體表達的內心安全感，使得公眾可以大膽地表達自己的觀點。而民間輿論對事件的不斷關注和推進，某種程度上也會給相關職能部門施壓，推動事件得以公正處理。但值得注意的是，必須避免偏激和極化引發的“多數人的暴政”以及從網上的群體極化演變為現實中的極端惡性事件，否則，網絡監督的優勢就會轉變為對社會正常秩序的傷害，帶來負面效應。

　　因此，預防過度偏執與極化，意見領袖應理性發聲，與此同時，主流媒體應盡早介入事件報道，增強實效性與可信性。當然，加強政府信息公開，公正執法，維護社會健康的公共秩序更是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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