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報道，眼下一些地方正掀起造城運動。一些地級市甚至提出雄心勃勃的建設“國際化大都市”規劃。有研究數據表明，12個省會城市要建新城55個，平均一個城市要建4.6個新城新區;144個地級城市，要建200個新城，平均每個地級市建1.5個新城新區;161個縣中67個要建新城。已公布規劃面積的96個新城，占地超過6000平方公里。

　　不少地方把推進城鎮化作為擴投資、穩增長、上盤子的重要途徑，事實上把新型城鎮化又簡單回歸到以土地擴張為簡單手段的、人為造城主導的傳統城鎮化道路中。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說過，城鎮化是個市場的過程，政府起引導作用。大中小城鎮要協調發展，不能人為造城和再搞攤大餅式擴大，嚴防“空城計”。

　　在我國快速發展進程中，確有一些城市過于老舊，需要建新城。但如此高比例的新城建設率，卻有極大的風險。

　　過于依賴土地擴張、投資擴張的城鎮化道路，首先，不僅危及18億畝耕地紅線，而且導致生態的破壞。廣東一個縣級市自然風光優美，但該市近期卻提出，“不能生態有了經濟沒了”，希望將上級規劃部門核準的旅游度假開發區容積率提高三倍。

　　其次，一些地方人為造城，主要依賴于政府債務，由此形成了地方債務的巨大風險，鄂爾多斯就是一個典型例證。最近，延安千億造新城，同樣引發了輿論對當地債務負擔的擔憂。

　　另外，一味與農民爭奪土地，則不可能不加大社會矛盾與沖突。在江蘇某地，政府征地竟給農民打白條，言稱征地補償“過兩年再給”，地方政府膽敢如此漠視農民權益，遲早要出問題。

　　應當說，城鎮化的進程，不僅僅是城區面積的擴大，更是人的城鎮化，是農村居民生產方式的一種實質性變化。而在這個進程中，清晰地劃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尤為重要。一方面，市場引導應當成為主要的力量，城鎮化如何發展、城鎮人口如何積聚，應該建立在市場的基礎上、建立在一定市場化產業發展基礎上;另一方面，政府在城鎮化進程中，應該承擔基礎制度的供給責任，保障城鎮化進程的自由選擇與公平權利。例如，保障城鄉居民在公共服務制度方面的有機統一、無縫對接和靈活轉續。

　　在城鎮化的實踐中，缺乏市場引導，過于注重行政主導的城鎮化，最后只能走上投資驅動、土地擴張的城鎮化道路，這條道路無疑充滿了危險;同時，忽視政府提供基礎公共服務的城鎮化，也將帶來大量的弊端，比如流動人口權利困境和產業無序發展問題。從現實情況看，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有些地方政府對城鎮化過度熱情，行政主導的力量大大超過了市場引導的力量。

　　因此，推進城鎮化的當務之急，是確立城鎮化的市場引導作用。同時，地方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供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制度上。這雖然在短期內見效有限，但對中長期發展卻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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