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北上廣”、“退居二線”、“回老家去”開始成為不少歷經千辛萬苦“擠”進大都市的年輕人熱議的焦點話題。在網民評出的10個最想逃離城市榜單中，上海、北京、廣州毫無爭議地排名前三。人滿為患、房子太貴、娶不到老婆、壓力太大、焦慮失眠、漂泊感……各種逃離理由勾勒出日益嚴重的“大城市病”。“再不走，我要一輩子打光棍了。”網友的吐槽流露出對大都市的迷茫和失望。

　　然而，真要退守到三四線城市和小城鎮發展，則會在發展機會公平、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面臨與一二線城市巨大的差距。城市之間的鴻溝，城市中心和邊緣的斷裂，讓許多人無所適從，逃離與堅守進退兩難。

　　高成本之城：想說堅守不容易

　　今年8月上旬的一個晚上，白天的高溫還沒有散去，賀云龍走在上海的一條街上，四處尋找房產中介租房，襯衫已經被汗水浸透了。這是房東給他的最后時限，如果今晚不搬到別的地方，他的行李就會被丟出門外。

　　小賀在上海一家單位已經工作5個年頭了，而立之年的他樂觀、開朗，希望在上海能站穩腳跟，有穩定的工作，有自己的房屋——哪怕是蝸居，然后娶妻生子。而現實是他仍然光棍一個，還因拒絕房東不合理的漲租，而將被掃地出門。“如果再找不到房子，老子今晚要露宿街頭了。”他在微信上說。

　　同樣是這個晚上，天津華燈初上，湯亞超下班后坐了近一個小時公交車從市里回到郊區。穿過一片攤販林立的市場，湯亞超指指“廣告墻”后面的小區告訴半月談記者，他在這里租了一個床位，每月不到200元，但兩居室的公寓內一共住了7個人，都來自外地。回到“家”后，湯亞超洗了手開始做飯，晚上吃炒圓白菜外加一個饅頭。“這樣省錢，外面吃太貴。”

　　湯亞超是天津城鄉接合部候臺社區的眾多外來人口之一。大城市的風景似乎與湯亞超沒有什么關系，雖然辦公地點高樓林立，但他感覺自己始終處在城市的邊緣和角落。

　　在大城市城鄉接合部、城中村等擁擠破舊的空間，扎堆居住著遠離城市中心的邊緣人群。他們主要是畢業待業大學生、已就業的低收入大學生、做小生意的商販、征地拆遷戶、從事體力勞動的外來務工人員等。對于已經進入大城市的他們而言，生存成本高企，生活品質差，幸福感低。

　　去年大學畢業的張海濤在陜西西安東三爻村住了半年，他給半月談記者算了一筆賬：每個月的工資1900元，要給家里父母寄回500元，還有500元的伙食費，100元的通訊費，200元的雜費，加起來就已1300元。“如果不租城中村的房子，我根本沒地方可住。”

　　租住在西安北山門的劉志超大學畢業后決定留在西安。“西安這幾年的物價一天天在攀升，城中村的生活成本也在提高，但畢竟比住別的地方便宜許多。”不過，西安市區內的城中村改造這幾年進行得很快，劉志超不得不越搬越遠。頻繁的搬家讓劉志超疲憊，也讓他極度缺乏安全感。

　　“這座城市我已經生活快十年了，現在還是感覺扎不下根。商品房我租不起，公租房我不夠申請條件，城中村的房源也開始緊張了，在西安有個棲身之地真是越來越難。”劉志超抱怨。

　　每個工作日的早晨6：00，家住上海松江新城的許芳準時起床，6：30出門趕乘小區門口的公交車，20分鐘后到達松江新城地鐵站，這個時候地鐵車廂里正常已經擠滿了上班族。歷經21站約一個小時后，許芳達到浦東世紀大道站，然后步行10分鐘到公司上班。下班后，再按照這個路線圖返回。“每天3個小時耗在路上，只為能回到家中睡一覺。這個新城，對我來說只是個‘睡城’。”

　　“住在郊區3年多，我們夫妻倆幾乎都成了下班就回家的‘宅男宅女’，沒有看過一場電影或演唱會，很少參加朋友的聚會。”許芳說，每次去上班都是“進城”，雖然在城市里工作，但這個城市離自己很遠，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遠。

　　被房東趕出，險些露宿街頭的賀云龍幾經周折，在上海一個角落終于找到了落腳之所。三室兩廳的房子被分隔成7間，有的房間還有上下鋪，總共住了十幾個人，比他以前租的群租房還要擁擠。小賀以2500元/月的價格簽下租賃合同。室友中有剛畢業的大學生、小白領和暫時沒有工作的人，還有幾個喜歡濃妝艷抹晚上出去工作的女青年。

　　“大家很少交流，回家就是關門睡覺，周末也不大出來。”小賀說，自己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身為財經記者，白天可能會在高檔寫字樓里采訪跨國公司的CEO，或者晚上參加一個高端論壇的晚宴。這在父母和朋友的眼里是很光鮮的工作，可是回到群租房里蜷縮在自己的小床上時，才會感覺到其實那個“圈子”離自己很遠。

　　“最糟糕的是他們離夢想的距離不是更近，而是越來越遠。”一份調查報告顯示，蟻族的社會關注顯著偏向負面事件，他們中的多數不再相信知識改變命運。

　　艱苦的居住條件和不理想的就業，很容易擊碎這些年輕人的夢想，奪走其奮斗目標，使其滋生不滿情緒，通過互聯網又會使這種不滿情緒放大，存在很大的社會風險和隱患。

　　糾結在這種高成本生存壓力下的，不光是蟻族、白領，還有為生計疲于奔命的農民工一族。

　　37歲的農民工晏勤老家在重慶奉節縣山區，現在在重慶主城區一家紡織廠工作。自2009年母親患上慢性肺氣腫后，晏勤不得不將母親接到城里照顧。晏勤說，現在母親治病一個月花費都要上千元，而自己面臨最大的問題是，母親的醫療保險在城里接續、報賬都很復雜、報銷比例也很低，成了家里很大的負擔。

　　“自從我媽到城里治病后，城里人和鄉下人的差距一下子就在我身上體現了出來。”晏勤告訴半月談記者，“我媽參加的是農村醫療保險，在重慶主城區二級醫院的醫藥費報銷比例不到40%，如果到三甲醫院看病，能報銷的可能不到20%，剩下的都要靠自己承擔，我媽一得病基本就把家里給掏空了。現在她有病也強忍著，生怕再給我增加更多負擔。”

　　35歲的秦大姐來自河南駐馬店，到天津10年來一直在候臺社區附近從事廢品收購工作。全家三口人租住了平房，房內幾乎沒有光線，夏天雖然室外氣溫較高，但屋內仍然陰冷潮濕。她和丈夫每天早上5點多就起床，四處收購廢品，除去600元的房租，全家每月收入共計300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