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習近平主席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指出，“持續進行的新型城鎮化，將為數以億計的中國人從農村走向城市、走向更高水平的生活創造新空間”。城鎮化的重要性再強調也不為過，但如何推進城鎮化進程卻需要慎之又慎，在我國這樣一個具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推進城鎮化更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城鎮化是一個與經濟相輔相成、自然和漸進發展的過程，也是我國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率有了較快發展，從1949年的10.64%，到2011年的51.27%，2012年底的52.57%。城鎮化率每提升1%，約產生7萬億元的需求。以此計算，我國城市化率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可產生超過 200萬億元的需求。這對我國持續30多年的高增長后續寫“中國故事”意義深遠。

　　農村經濟學家邁克爾·利普頓曾提出“城市偏向理論”：當今世界窮國的最重要的階級斗爭，既不是資本和勞動的斗爭，也不是外國利益與本國利益的斗爭，而是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之間的斗爭。我國的新型城鎮化，就是在城鄉共同發展中從制度上消除和防止這種矛盾和斗爭，使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共享發展成果。在成都，由于城鄉統籌，“一樣的學校、一樣的衛生院”，公共服務幾乎已經“均等”。

　　推進新型城鎮化必須改變地方政府競爭模式。地方政府競爭曾經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伴隨著地方政府日益深入市場，“政府即公司”的弊端越來越突出;形成產能過剩的根源，往往在于政府替代市場，政府成為投資主體。這些年許多重復建設、低效率的投資，大都是地方政府主導、推動的結果。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需要綠色增長與綠色轉型，公司型政府顯然不可取。地方政府競爭產生的“造城”運動，不是新型城鎮化。

　　推進新型城鎮化必須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在原有體制下，地方財政支出責任大，不得不搞土地財政，靠融資平臺大規模舉債。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應該在調整財政支出結構的前提下理順中央與地方的財稅關系，形成公共服務導向的央地關系。在此基礎上，未來各地政府將在另一個層面上展開競爭：比誰的市場更開放，比誰的服務效率更高，比誰更加遵守市場“游戲規則”，比誰城鄉更加平等、和諧。新型城鎮化不僅是住在城中，更是幸福在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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