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近日發出通報，稱去年12月1日，以該中心研究員邵一鳴為通訊作者，發表在《柳葉刀》雜志(在線版)上的一篇學術文章，存在擅自使用其他科研人員研究數據的問題。作為主要責任人，邵一鳴受到通報批評。

　　有意思的是，對于這一處理結果，當事雙方都不滿意，邵一鳴及其他署名作者，均認為自己沒有問題;其他科研人員則認為邵一鳴“剽竊”。

　　疾控中心對此事的處理，并沒有嚴格按照學術規則進行，啟動獨立的學術調查，而是動用行政力量加以“協調”。據報道，中國疾控中心曾責成性艾中心成立過一個協調小組，而該協調小組，也曾對論文事件做出過一些初步的調查結論，但疾控中心并未采納。這顯然不是按學術原則處理問題的思路。

　　疾控中心不應該按行政規則處理這一學術爭議，而應該組成獨立的學術調查委員會對此進行調查，此舉有兩方面好處。

　　其一，做出令當事人、學界信服的學術處理，中國疾控中心性艾中心的官方通報稱，“增補作者”的目的是，“體現相關科研人員對于艾滋病單陽家庭防治研究的創造性勞動”，這似乎認定原作者侵犯了相關科研人員的創造性勞動，可卻對原作者只指出批評處理，這是很不嚴肅的，必然兩頭不討好。只有通過獨立的學術調查，并舉行聽證會，才能讓雙方的意見充分表達，查清是否存有剽竊數據的事實，并根據調查結果做出處理。

　　另外，業內專家也提出這一事件需要澄清幾個基本事實，比如，邵一鳴團隊所使用的數據，是否為已經整理過的清潔資料，還是原始數據;邵一鳴團隊發表的論文，究竟是否在數據分析基礎上，做出了創造性的觀點貢獻，等等，這些從學術規范提出的質疑，都要調查、澄清，因此，這一事件的處理，不能止于稀里糊涂地補上19位作者、給原作者批評就大事化小。

　　其二，針對這一事件暴露出來的科研數據開放、共享中存在的不規范問題，建立完善的國家科研數據庫開放機制。據報道，對于暫時不對外公開的數據，中國疾控中心內部有一系列規定，科研團隊須經過一系列的申報手續，獲得批準后才能使用。而從疾控中心的通報稱邵一鳴團隊“擅自使用”這一概念分析，邵一鳴團隊使用的是暫不對外公開的數據，這就讓人疑惑，既然使用暫時不對外公開的數據，要經過一系列申報手續，那么，邵一鳴等人怎可能擅自使用?這背后有什么玄機呢?

　　處理學術不端爭議，必須堅持學術原則。離開了學術原則，就會把學術不端處理成一筆糊涂賬，這也會傷及學術的尊嚴與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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