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原鐵道部運輸局副局長蘇順虎涉嫌受賄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接受審理。他在庭審的最后陳述中聲淚俱下，回憶起自己童年的艱辛。(1月12日《新京報》)

　　盤點一下，除了蘇順虎的憶苦型，貪官的最后陳述有如下幾類，原陜西省安監局局長楊達才的認罪求情型，“給黨和政府、家庭造成傷害，自己追悔莫及”;原開封市組織部長李森林的引經據典型，“回想我的過程，多么像溫水煮青蛙”;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的表功型，“我們圓了高鐵夢，想繼續為高鐵做事情”;原重慶市北碚區區委書記雷政富的避重就輕型，承認“沾點色，但我不是貪財的人”。

　　許多貪官在庭審的最后陳述，都帶有懺悔和悲情。在悔罪背后，他們仍在拼命發掘個人亮點，尤其不乏爭取寬大處理的良苦用心。正如北京市律師協會刑事訴訟法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劉玲所言，“雖然最后陳述形式和內容各異，但核心大多是請求輕判”。

　　作為被告，在認罪之余請求輕判，是人之常情。但事實上，貪官的最后陳述已經很難成為最后的救命稻草。貪官的最后陳述技術含量再高、表演才藝再好，也無法讓人忘記其違法犯罪的事實。到了最后陳述階段，除了令人惋惜，就再無其他了。因為他們貪污受賄的數額、失職瀆職的行為，早已勾勒出一個清楚的犯罪事實，而這才是量刑的唯一依據。

　　從官員的政治生命來看，真正的救命稻草是什么，其實他們自己最清楚，關鍵就在于在任時能否把持住。無論職位多高的干部，功過永遠不能相抵。有功勞和政績永遠都不能成為貪腐的理由，更不能成為貪腐的護身符。雖然有人說當官有風險，其實這完全是一個偽命題。照這樣的推論，不當官的普通人就沒有風險了嗎?顯然不是。不違法亂紀，既是做人的最后底線，其實也是官員真正的最后的那一棵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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