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廈門關區是福建省名牌最集中的地區，聚集了眾多國家級品牌和省級品牌。但據了解，雖然該關區采取了種種辦法，但由于關區內企業對海關知識產權的邊境保護措施知之甚少或重視不夠，收效甚微，有相當一部分企業至今仍忽視知識產權海關保護的申請。

　　今年廈門海關曾向關區內100家有代表性的企業發放了有關知識產權的問卷調查表，但最后回收的僅有30份。盡管如此，海關還是通過各種渠道對企業進行了摸底，結果發現，80%的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但從未向海關總署辦理過保護備案;60%的企業對知識產權海關保護一無所知;30%的企業認為知識產權海關保護不重要;而高達90%的企業沒有設置管理、保護知識產權的專門機構及人員。

　　作為成熟的市場化國家，英國政府鼓勵通過公司間技術轉移的方式促進知識產權的應用。在擁有知識產權進行技術轉移方面，比較典型的有英國技術集團公司和TTP公司兩種運作模式值得一提。英國技術集團公司現擁有3800項專利，有員工100人，投資29家企業，年收入1億美元。它的工作流程是從大學和公司的發明中獲取新的想法和思路，然后委托進行進一步開發或購進知識產權，這個過程中由技術專家和專利專家相互作用，取得專利。然后通過出售、許可證生產和建立創新企業等三種方式實現價值。

　　不管是作為知識產權中介組織的英國技術集團公司，還是根據客戶需求開發技術并轉讓技術的TTP公司，都獲得了成功。他們共同的經驗是，建立知識產權的強勢地位，將技術人員、商業人員和擁有專利的人員整合在一起;策略地考慮知識產權，根據具體情況，通過許可證、建立新的派生公司或合同方式，在保護技術的前提下，實現技術的商業化生產。

　　6.法國是一個很有創造力的國家，照相術、電影、熱氣球等許多發明都源自法國。其知識產權體系有兩個層次的內容：一是直接的、有形的知識產權管理、組織和法律保護體系;二是間接的、無形的尊重知識和以知識為重心的社會價值觀的建設。

　　從知識產權的法律來說，法國屬大陸法系，其知識產權保護法律與英美有兩點基本不同。一是英美法律對“版權”的界定近似于商品屬性，一旦買賣即轉移原創作者的全部相關權利;但法國和歐洲大陸多個國家的法律卻規定了“作品”除了相關“商品”屬性的“版權”外，還有一個與該作品永遠不可分割的“人格”屬性，其完整個性只屬于作者本人，只歸創作者永遠享有，甚至死后也不例外，即所謂“署名權”、“人格權”和要求保證作品完整性的權利。第二，在相關的版權管理上，英美法律相對要簡單一些，作者無需登記便可自動享有版權保護，但大陸法系則規定了一系列的嚴格登記手續。如，無論版權轉移與否，一張照片上的攝影師姓名在法國從法理上是永遠不能抹掉的。相對而言，英美法律令作品易于傳播，卻不易保護，法國及大陸法系國家的版權法保護則更嚴謹。

　　7.2013年4月12日，公安部網絡安全保衛局副局長顧堅在公安部新聞發布會上直陳，在網絡侵權盜版案件中，由于侵權過程比較復雜，導致權利人不容易辨別，給案件偵辦帶來了很大困難。

　　“比如很多影視網站代理的影視作品是經過權利人層層進行授權的，其授權關系比較復雜，有很多代理級別，導致公安機關在取證過程中比較困難。特別是一個網站同時侵犯多個權利人的作品，取證就更為復雜困難。另外，互聯網網站上的作品不光是中國的，也有很多外國的。如果作品的權利人在外國，很難及時得到其他國家權利人的協作和固定相關的證據。”顧堅表示，對于這些問題公安機關正在和有關部門和權利人組織共同研究，爭取更好地解決。

　　取證困難還體現在，很多盜版網站的服務器在境外，這給公安機關的取證帶來了很大的困難。顧堅同時指出，網絡侵權盜版案件的盈利方式比較特殊，數額很難認定。“比如有些侵權網站上，既有正版的，也有盜版的，而其盈利中有非法所得，也有合法所得，所以非法所得的數額很難進行確定。再比如，有些侵權網站免費下載或觀看侵權作品，通過廣告或者代理等業務盈利，企業的非法所得也難以確定。”

　　除此之外，“網絡侵權盜版案件利益關系比較復雜，在我們偵辦案件過程中，有的網站只提供共享軟件的下載，有的網站提供相應軟件的破解，這些網站按照我國現有法律很難單獨定罪。”顧堅說。

　　8.2005年1月1日，修改后的新加坡《版權法令》生效。其中一項主要的修正是，“使用侵犯版權的軟件被視為刑事罪”。如果有人蓄意侵犯版權，即非法復制大量的盜版軟件，包括從互聯網下載盜版電影或歌曲，或利用盜版物品取得商業利益，將在刑事罪名下被控，面臨最長六個月的監禁或者最高2萬新元的罰款，或者兩者兼施。

　　2007年9月，新加坡警方展開行動，突襲了一家室內設計顧問公司的辦公室，起獲該公司使用的盜版軟件。同年2月，新加坡兩名青年因為在互聯網上非法下載和傳播大量歌曲，分別被判處入獄三個月和四個月。新加坡針對使用、下載、分發盜版軟件的一系列行動，極大地震懾了侵犯知識產權的個人和組織。

　　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相關的行業協會和版權擁有者組織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例如，前面提到的非法下載音樂者被判入獄的案件，就是在新加坡唱片音像工業協會的舉報下立案的。此外，商業軟件聯盟組織也積極在新加坡推廣使用正版軟件的理念。

　　2005年，由于成功地遏制了盜版，新加坡軟件盜版率下降了2個百分點，盜版所帶來的損失也減少了1000萬美元。目前,新加坡已進入全球盜版率最低的20個國家行列。

　　9.“蘭州城雕《黃河母親》又遭盜版了，山東濱州和山西大寧出現了兩種‘山寨版’《黃河母親》。”傳出這一消息的時間是“4·26”知識產權日前夕。目前《黃河母親》作者、著名雕塑家何鄂已向兩地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告拆除侵權雕塑，賠償經濟損失。

　　其實，像這種盜用版權(著作權)牟利的案例并不稀奇，蘭州歌舞劇院《大夢敦煌》侵權案、《千手觀音》侵權案等一系列版權糾紛曾在國內引起不小的轟動。

　　“隨著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權利范圍在逐步擴大，各種侵權案件也在逐年上升。”2013年4月23日，在蘭州市東方紅廣場舉行的“甘肅省知識產權宣傳周活動”現場，省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一位工作人員說。

　　據蘭州市文化市場行政執法支隊劉進宏介紹，侵犯知識產權最為常見的形式便是版權侵權，市場上經常發現的盜版圖書和音像制品便屬此類。

　　2013年4月22日，蘭州市文化市場行政執法支隊查獲的106萬件非法出版物在蘭州市北面灘被集中銷毀。這些盜版物中，盜版音像、軟件及電子出版物26萬件、盜版圖書35萬件、盜版教輔教材40萬件、非法政治類出版物0.7萬件、非法報紙4.3萬件。

　　有關資料顯示，2012年，甘肅省專利行政執法共受理專利侵權糾紛案件41起，結案35起;省知識產權局受理專利侵權糾紛案件12件，與2008年相比增長了33.3%;省法院系統共受理知識產權民事案件160件，涉及著作侵權、商標侵權、專利權侵權，以及技術合同、植物新品種糾紛等方方面面。

　　“由于知識產權具有現實的或潛在的巨大價值，一些不法分子為牟取利益，經常通過仿冒、制假販假等手段，以較低的成本在較短時間內斂取巨額經濟利潤。”劉進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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