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連幾日，圍繞著新快報和這家報紙記者陳永洲的風波，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關于媒體道德的揶揄段子在民間瞬間流行，不斷加劇著中國新聞人的內心憾恨。

　　誠然，案件仍在審理，一切還未塵埃落定，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對媒體責任的體認、對職業操守的反思。這樣的一個事件，將一道考題如此沉重地擺到了新聞從業者的面前：我們正處于怎樣的歷史方位，面臨何種時代挑戰，擔負什么社會期許，又被賦予了哪些使命?我們該如何鑄造鐵肩，擔負起時代的道義?

　　人們最為關切的其實是：轉型期的中國，面對錯綜復雜的生存環境，新聞人何以立足、如何自處、怎樣作為?當十八大報告將輿論監督與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并列，提升到新的高度,我們的輿論監督生態是否健康，我們的媒體從業者能否當得起這份信任?

　　對任何一個追求文明進步、民主法治的國家來說，新聞媒體的作用不可小看。它們客觀公正的報道、抑惡揚善的定位，是公眾利益的守護者，是為社會導航的瞭望哨、雷達監測儀。鋒芒銳利的輿論監督，每每刺穿社會的膿瘡，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

　　行進在現代化歷程中的當代中國，一樣對媒體監督的社會功效，有著生動而豐富的揭示。正是記者調查揭開了“孫志剛之死”的謎團，引發全社會反思，推動了收容制度最終廢除;正是媒體堅決不為私利所誘、秉持正義良知，“封口費”最終沒能封住山西繁峙礦難的真相，也催生了一場新聞行業的清理門戶行動;正是財經媒體獨立、專業的報道，令基金黑幕大白于公眾，迎來了證券基金市場的行業整治;正因有對“被精神病”現象的不斷批評監督，推動了“精神衛生法”有關條文對這一現象的關切……對于那些堅持新聞理想、職業操守的媒體和記者編輯來說，這份職責，神圣而崇高;這種奉獻，雖九死而不悔。

　　社會轉型的特殊階段，利益關系的深刻調整，一方面令媒體的作用日益增大，另一方面也讓媒體人“節操失守”的風險增大。允中守直的媒體風骨，時常被無孔不入的名韁利鎖綁架。尚不健全的法治精神、市場精神，各種失范、失序、失德的現象，前所未有地考驗著新聞人的良知與操守。一些媒體從業者以輿論監督之名，行要挾逐利之實，把媒體平臺當成謀取個人和小團體利益的私器。一些利益集團，千方百計阻撓新聞輿論監督，以各種收買籠絡、威逼恐嚇甚至是挖設陷阱的手段，試圖“擺平”一些意志薄弱的媒體或記者。一些企業在惡性市場競爭中，變相供養記者，污染媒體環境，推促一些傳媒機構走向墮落……凡此種種，不僅敗壞了媒體聲譽，也使輿論監督“污名化”，嚴重削弱了社會公眾對媒體輿論的信任，是新聞事業健康發展的毒藥。正如有老新聞工作者指出的，今天的媒體人，本著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操守，堅持真理，實在非常重要。

　　100年前，一位著名報人說：一個憤世嫉俗、唯利是圖、蠱惑民心的媒體，最終會制造出像自己一樣卑劣的民眾。兩年前，《世界新聞報》因嚴重違反新聞操守而遭到同行與公眾的“零容忍”，停刊。新快報在為陳永洲鳴冤叫屈的聲明中，用到兩句古詩：“養活一團春意思，撐起兩根窮骨頭”。如今這兩句詩，成了對作虛假報道、行新聞敲詐者的一種反諷。但詩的本意是不錯的：新聞界尤須銘記自身使命、恪守職業操守，清理門戶、整肅力量。如此，才守得住鐵肩道義的媒體風骨，當得起時代賦予的莊嚴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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