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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前面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靠生產力的解放，億萬人民從缺吃少穿的短缺經濟中迎來了改革開放，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這主要是靠土地、資源、能源、勞動力等成本的低廉來發展的。現在這些“紅利”已經吃的差不多了，且以上成本要素迅速上升，投入邊際效益不斷遞減，發展的比較優勢正在弱化，這很可能成為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誘因。

　　正如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所分析的：長期以來，在“加快發展”大思路下，我國沿襲“過度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模式，映射到社會、政治和生態領域，就產生收入分配不公、城鄉分化、環境污染、腐敗滋生等種種問題。一定程度上與有些國家落入“陷阱”前的狀況相似，這是中國跨越“陷阱”不得不面對的難關。也就是說，快速發展中積聚的問題會集中爆發，造成貧富分化加劇、產業升級艱難、社會矛盾凸顯等。這些問題會導致新的增長動力特別是內生動力不足，經濟長期停滯不前，這就是“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最危險的地方在于“收入分配失衡，貧富差距拉大”。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自2000年起，我國基尼系數越過0.4的警戒線，2006年曾達到0.49，之后雖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健康的社會結構是“橄欖形”，中國社科院社會所發布的研究報告稱，我國中等收入階層只占人口的23%，遠低于發達國家70%左右的比重。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說，2001至2010年，我國投資率從36.5%升到48.6%，消費率則從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費率從45.3%降到33.8%，遠低于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磚國家”的巴西、印度。長期提倡“做大蛋糕”，卻忽視了“分好蛋糕”;鼓勵“先富”，卻忽視了實現“共富”。嚴重的收入分配失衡，過大的貧富差距，以及房價、物價、就業、教育、醫療、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問題是當今社會的焦點所在。這些問題會造成人心散、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緒，導致社會矛盾觸點密、燃點低，群體性事件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