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流浪兒童救助保護工作多年來，張傳文常常會有“戰戰兢兢”過日子的感覺。即使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得再細致、自己的責任落實得再到位，也會有“不走運”的時候。

　　就拿遣返流浪兒童來說，救助站已經盡己所能做到最佳，每個找到家人的流浪兒童都會由救助站工作人員親自將孩子送返，返鄉后，救助站工作人員還會給孩子的監護人上一堂課，告訴他們今后如何教育、看管孩子。

　　即便如此，還是有一部分孩子進入“二次流浪”的隊伍中，其中的個別人還有可能會走上犯罪道路。這些“二次流浪”的孩子一旦流入社會，出些什么岔子，輿論追問起來，很有可能又把矛頭指向救助站。

　　就像這一次，張傳文覺得問題可能出在貴州基層派出所、居委會身上，而另一個人江蘇蘇南地區某基層派出所指導員羅華(化名)又覺得問題“太復雜”，“派出所也沒辦法”。

　　“如果能有志愿者組織加入到發現、保護、救助流浪兒童的隊伍中，這種力量將相當可觀。”張傳文和羅華都見識過青年志愿者組織的強大號召力，“網上帖子一發，好多人過來幫忙。”他們認為，如果能在原有的公安、城管、民政部門負責的基礎上，引入民間社會組織的力量，未來流浪兒童救助保護工作開展空間將會更加廣闊，且會更加高效。

　　這種“政府主導，社會組織協同”為公民提供服務的想法，在改革開放較早期的試驗田廣東省廣州市率先付諸實踐。只不過服務的內容尚未涉及流浪兒童救助保護，服務內容目前僅限于社區一般服務。

　　3、從今年8月開始，廣州市海珠區政府每年擬拿出200萬元用以購買廣州啟智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在其轄區內各個社區提供的專業社工服務。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地方政府與當地社會組織合作的典型模式，其牽線搭橋者是廣州的共青團組織。

　　“20個社工，分布在各個社區，為居民服務。”啟智中心總干事李森介紹，中心現有注冊志愿者5萬余人，且以每月新增800人至1000人的速度擴大規模。就在不久前，中心剛剛在共青團組織的保薦下，拿到了由民政部門頒發的民辦非盈利組織的“執照”，并且開展了一次服務流浪者的志愿者活動。

　　實際上，從2004年開始，每周或者每兩周，啟智中心都要組織約40名志愿者，抽出一個晚上的時間，從晚8點到凌晨12點，在廣州各大天橋、隧道、建筑工地等流浪人員聚集區進行志愿服務。服務內容包括派發飲用水、食品、衣物，為流浪者理發，播放露天電影，與流浪者聊天兒等，“很多人只是暫時流浪，等著一個工作機會而已。我們會告訴他們哪里能找工作，哪里有免費的技能培訓。”

　　流浪者中偶爾也會有人帶著孩子，這時，志愿者們會告訴他們，孩子可以送到哪里免費上學，這么大的孩子應該補充哪些營養等。

　　“我想，如果貴州畢節那5個孩子在廣州流浪的話，或許我們能在他們躲進垃圾箱之前找到他們，并給予幫助。”李森說，目前，尚無政府部門對流浪者救助這項志愿服務產生興趣或有購買服務的意向，但這項活動他們會一直堅持下去，“沒有政府資助固然會困難些，飲用水、食品都要自己去拉贊助，但我們覺得這項服務意義重大。”

　　對于一個擁有超過5萬名注冊會員的民間社會組織來說，每周找到幾十名，甚至上百名志愿者服務流浪人員，不算難事，“對流浪人員的幫助是實實在在的，最容易感受到的是這項志愿活動相比去老人院、福利院更受志愿者們的親睞。”

　　民政部2012年三季度社會服務業統計報表顯示，今年1月至9月，社會服務實際支出1954.1億元，其中社會福利費支出38億元，其中為兒童提供收養服務的床位數達4.3萬張，救助流浪兒童8.6萬人次。

　　兩天前，首屆廣州國際城市創新獎的頒獎現場，來自韓國首爾的獲獎項目或許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發。

　　受經濟危機影響，韓國出現少女輟學賣淫和網癮高發的問題。首爾市提出通過地區網絡，實現以公民參與為導向，防止青少年賣淫的項目自2009年起設立自強學校和工作培訓，讓離家出走的賣淫少女在賓館和咖啡廳當服務員，同時這個項目給予青少年決定權，讓她們自覺參與其中。

　　在剛剛結束的十八大會議上，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這樣解讀十八大報告中的“政社分開”理論：“我國社會體制改革能否成功，關鍵取決于政府能否主動放權，將大量公共服務事項，通過公開、公平競爭的渠道，讓渡給有能力的社會組織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