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鏈接】

　　一個2月大的男嬰在2013年3月4日成為長春市全城關注的焦點。當天早晨7時20分左右，在長春市西環城路與隆化路交會處附近，一輛車牌號為吉AMM102的灰色AV4車輛被盜，而當時，這個男嬰就在車內。吉林省警方5日晚間發布消息，2月大男嬰失蹤案的嫌犯已經落網，孩子不幸身亡。

　　2013年7月16日晚，董某分娩后的嬰兒被陜西富平婦幼保健院產科醫生張某以“嬰兒患有先天性疾病”為由，將嬰兒倒賣。3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張某、潘某、崔某已被警方控制。

　　2013年7月23日晚，北京大興舊宮的街頭，依依(化名)的母親徐夢(化名)在整理童車時，與兩名駕車男子因停車問題爭執，一名男子連續搧了徐夢多個耳光后，又把手伸向了孩子。與徐夢爭執的，是兩名刑滿釋放人員。摔孩子的韓磊，曾因盜竊罪被判處無期徒刑。經過整整50個小時，可憐的依依終于還是中斷呼吸、以腦死亡結束其短暫而脆弱的一生。

　　【標準表述】

　　當《義勇軍進行曲》響起的時候，尤其是聽到“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這句歌詞時，屈辱、悲憤、慷慨、激昂等情緒縈繞在每一個中國人心中。然而，遍布周遭，社會整體的道德用“最危險的時刻”來形容只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無論是陜西富平的嬰兒販賣事件，還是長春小浩博事件，無論是兩歲的依依，還是無數被老師虐待、被校長性侵的兒童，這些事件總是一次次挑戰著公眾的底線，一次次在本以傷痕累累的道德傷疤上火上澆油。

　　先說說小依依事件。這件事情發展之快，讓旁觀者傻眼，更讓我們心痛。兇手復雜的、變態的心里活動我們無法還原，但人們至少從其毫不含糊的舉動中沒有看到一絲的不忍與猶豫。這不得不讓我們拷問：到底是什么樣的環境，才會產生如此惡性的催化?

　　再說陜西富平的嬰兒拐賣事件。作為保健分娩的醫生為了所謂的利益，將健康的嬰兒跨省賣給愚昧的家庭。在這一過程中，嬰兒轉手多少人，就存在多大的利益鏈條。醫生不再是醫生，而是奪人愛子的惡魔;中專活動也不再單純是商業活動，而是謀取利益的黑心機構;買嬰兒的家庭同樣罪不可恕，他們可曾設身處地為嬰兒著想，可曾為親身父母著想?

　　如何治理社會，一直存在法治和德治兩種之爭。歷史上，秦朝以嚴苛的法律刑法聞名于，這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統治者大膽啟用韓非子的門徒商鞅。然而要法治更要德治。正如上述一系列惡性事件的出現，其本質已經不單單是法律上的問題，更是凸顯了社會整體道德的崩潰，成為社會學大師涂爾干所說的倫理體系喪失的“失范社會”。

　　在這方面，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司法教育都難辭其咎。如果一個人從小受到良好教育，就能堅守最基本的人性，那么他無論遇到什么事情，都絕對不會手拿屠刀，對弱小的生命去討所謂的“公道”;如果學校更多關注未成年的思想品德，而不是分數的高低，那么就不會在他們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得以形成并逐漸成熟的階段，喪失對基本真善美的判斷;如果社會能夠更多地關注到弱勢群體的需求，不會出現唯金錢論、唯權力論，唯名利論的“路徑依賴”，那么也不會有那么多走投無路的人選擇以暴制暴?如果司法教育不是以懲罰為導向，而是更多關注越軌的人是否真正認識到錯誤并真心悔改，那么就不會出現犯罪分子出獄不久就再次走上不歸路。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道德的淪喪就不僅僅是法律的缺失，更是人性教育的失敗!

　　無論人性是善還是惡，其實都是可以變化的。惡人可以從善，善人也可能作惡。而引起這種變化的無疑要靠道德和法律。“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低的法律”，所謂自律和他律相結合即是此意。此外，作為媒體，實在是很有必要

　　進行積極的引導：不管犯罪分子的原因如何復雜，處境如何艱難，都有必要引導公眾去譴責極端惡行事件本身。同樣，對于我們每一個人而言，努力做一個有良知的人，有道德的人，“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少說大話，多做實事，少一些暴力的泄憤，多一些理智的建言：因為我們怎么樣，中國便怎么樣，我們是什么，中國便是什么，我們是陽光的、積極的，中國便不再黑暗。珍愛生命，敬畏生命，尊重生命，保護生命真的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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