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媒體一篇有關6名女童遭教師性侵案的調查報道，援引江西瑞昌市副市長蔣賢智對受害者家長的話說，“如果是我的孩子遇到了這樣的事，我就不聲不響帶她到一個沒有人認識的地方去治病，不會向政府要一分錢”。此言引發巨大爭議。近日，蔣賢智承認說過類似的話，但強調有前因后果和特定情境。(8月12日大江網)

　　副市長在道歉為“不嚴謹”外，還試圖重新梳理公眾對她的誤解。毫無疑問，用前因后果、特定情境來解釋，是更為逼真地還原當時語境，因此看來，這也算是一次比較理性的溝通案例。

　　副市長的不嚴謹引發巨大爭議，這是轉型期特有的溝通障礙。有些官員、學者的話語出現在公眾視野中時，已經被割裂成“雷語”，比如說“不給政府添麻煩”、“性侵陪酒女比良家女危害小”等，乍看這些話，簡直是在公眾情緒上澆油，許多人不探索前因后果，直接跳腳就罵。

　　問題是，有些言論被罵并不冤枉，而有些言論被罵，是因為公眾沒有理解言論要表達的意思。比如，副市長說“不會向政府要一分錢”時，并不是站在公民權利的理想角度上，她說的是一種現實選擇。

　　正如副市長所言，“并不是覺得受害者應該忍氣吞聲，而是保護孩子隱私、避免二次傷害”。同時，她也表達了自我立場，“作為市長，問題要依法依規解決”。假如考慮說話語境，理解個人表達，我們就不會先站隊、貼標簽，選擇性地攻擊和混戰。

　　為何會有這些溝通障礙?首先，公眾在接收信息時，本身就有選擇性接收之嫌;而媒體在報道這些信息時，也難免有斷章取義之弊。

　　避免這些溝通障礙，受眾、媒體，還有官員提高自身溝通素養頗為重要。但相比而言，官員更需要做出良好表率。給出言論了，就要給出推導過程;公眾罵娘了，也用不著罵回去，而是要相信公眾有這個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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