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教育部基礎教育一司司長王定華對外表示，教育部準備近期出臺義務教育階段小升初就近免試入學的指導意見、關于做好19個重點大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小升初就近免試入學的通知，已經(jīng)出臺關于指導北京市義務教育階段小升初就近免試入學意見。不允許拿著各種等級證書當作進小學和初中的“敲門磚”。王定華還強調“以改革的精神推動解決包括首都北京在內的小升初階段當前存在的問題”。

　　義務教育階段免試入學，是世界各國的教育原則。在我國，早在1986年，就被寫入了第一次制訂的《義務教育法》。在2006年重新修訂并實施的《義務教育法》第十二條中明確規(guī)定：“適齡兒童、少年免試入學。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保障適齡兒童、少年在戶籍所在地學校就近入學。”

　　但具體情況如何?以北京為例。

　　盡管北京市多次制訂政策要求“小升初”免試就近入學，但具體落實情況卻南轅北轍。從2008年開始，由于教育主管部門把制訂“小升初”政策的權力下放到各區(qū)縣，北京市教委出臺的“小升初”政策中，只有就近入學和特長生兩種基本方式，但各個城區(qū)出臺了多種入學方式。

　　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研究人員把調查得來的數(shù)據(jù)匯總，最后得出的數(shù)字讓人大吃一驚：2010年，北京市8個城區(qū)“小升初”入學方式竟高達15種。隱性和變相的考試已經(jīng)壓倒了免試入學，包括特長生、推優(yōu)、條子生、共建生在內的入學方式，以權擇校、以錢擇校、以優(yōu)擇校，似乎成為“小升初”的主流。

　　近兩年，原有的入學渠道沒有變化，卻新增了學校的幾種挑選方式。在五年級學生中提前選拔初中生成了幾所熱門學校競相爭奪生源的新手段。此外，依據(jù)各種證書，獲得各個學校入校的單獨測試，也成了一條主渠道。入學是考試選拔，進校后再把學生分類，也成了各校的通用辦法。現(xiàn)在不少示范性初中校，都存在數(shù)學、英語等各類“實驗班”。

　　多年來的各種強調，規(guī)定、政策的出臺等，不僅沒有使北京小升初亂象得到治理，反而更加復雜混亂。面對中學教育資源、教育質量的不均衡，家長從現(xiàn)實考慮出發(fā)，不敢放松對孩子的考試壓力，使學校減負，家長課外增負，成了一個無法打破的怪圈。

　　如今，再一次重申解決北京義務教育階段的就近入學問題，而且是“以改革的精神推動解決包括首都北京在內的小升初階段當前存在的問題”。讓人再一次重獲信心的同時，也疑問重重：多年形成的校際差距多長時間能夠拉平?如何保證以權擇校受到監(jiān)督?多年“小升初”現(xiàn)象形成的相關利益集團，包括與名校共建的單位，學校辦的各種“坑班”如何被打碎?

　　其實，大原則教育部相關人士已經(jīng)做了回答，“很關鍵的一點，就是要促進信息公開，招生過程中邀請家長和利益相關者參與。信息公開是教育部2014年在小升初方面要抓的一項重要工作。”信息公開當然是照亮一切背后操作的陽光，不過也已經(jīng)是老生常談。近年來，教育部及北京市政府等相關部門頒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規(guī)，要求加強信息公開力度，效果如何呢?

　　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研究人員歷時半年，對北京市教委、市教育考試院、各區(qū)縣教委、各區(qū)縣招生考試中心及東城、西城、海淀、朝陽四區(qū)的中小學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在公眾尤為關心的“小升初”環(huán)節(jié)，信息公開情況不佳，沒有一所中小學在網(wǎng)站上公示當年小升初結果;信息公開監(jiān)督電話打不通變成擺設。

　　之后，研究人員向北京市教委、市教育考試院、10多個區(qū)縣教委、10多個區(qū)縣招生考試中心的信息公開辦公室及四個區(qū)的34所中小學，共計70個單位，通過快遞寄交申請函和申請表的方式，提出公開2012年北京市小升初招生信息的正式申請，可是回復率很低，僅9個教委發(fā)回政府信息公開告知書，4個招考中心給予電話回復，34所中小學均未對小升初信息公開申請做出回應。即使回復的單位，內容也大致都是“正在統(tǒng)計”或者“屬于非信息公開范圍予回答”等敷衍語句。

　　先有法律做保障，后有規(guī)定、規(guī)范、通知來細化，結果卻是這樣，讓人怎能不對政府權威性和政策落實能力提出疑問?但愿此次再次重申就近免試入學，能夠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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