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11年春節期間，中國社科院于建嶸教授發出了“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的微博，號召網民隨時拍攝流浪兒童照片并掛在微博上。通過網絡平臺，傳遞信息，解救被拐賣兒童。該微博經熱心網友不斷轉發，形成強大輿論傳播力量，“微博打拐”遂成為一起非常值得關注的公共事件。在網絡輿論的推動下，各地公安、民政部門陸續采取措施，嚴厲打擊拐賣兒童的犯罪行為。最近，張家口市公安部門會同民政等部門，開展對街面流浪乞討未成年人的清理救助。該市公安部門決定，今后在受理處置此類案件時，將對拐賣、拐騙、組織、脅迫、誘騙利用未成年人乞討的，予以嚴厲打擊。對親生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利用未成年人乞討的，將予以訓誡、警告，交有關部門加強教育管理，情節嚴重的，將依法予以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將堅決依法查處。對來歷不明的流浪乞討未成年人將一律交由技術部門采集DNA樣本。

　　5.有關“微博打拐”活動的部分觀點摘錄：

　　觀點A：拐賣和乞討是兩件事，拐賣是因缺乏子嗣，乞討是因謀生乏術。拐賣兒童然后弄殘疾再送去乞討，無論從風險還是成本的角度計算，都只會是小概率事件。為了這一小批人，要全國網友大行動，拍攝乞討兒童照片上傳，幫助失去孩子的父母找回子女未免小題大做。于是，已經發生了乞丐父子被強制送去驗血，僅僅是因為某個人覺得小乞丐長得像他的兒子，還有那么多人為此叫好，認為行動勝于言辭。那么，有可能在任何一個良善的借口之下，人們就可以對弱勢人群為所欲為。

　　觀點B：現在的一個問題是，浩大聲勢中，很多人誤以為乞討兒童大都是被拐賣的，對發現并解救被拐賣兒童充滿信心，但實際上，被拐賣兒童主要是賣給需要的家庭，乞討的很少，從中找被拐賣兒童好像找錯了方向。彭文樂也是被拐賣后賣給了偏僻的鄉村，而不是被脅迫乞討。

　　觀點C：兒童乞討的現象及背后的整個鏈條，其發生根源是底層的貧困。出租兒女、賣兒賣女迫于貧困，組織或者強迫兒童乞討的那些人，未嘗不是貧困的一員。法律的正義和道德的譴責，都是必要的，但對貧困的思考同樣不應被遮蔽。成功、繁榮和富裕在今天獲得了足夠尊崇的地位，但另一方面，貧困往往不被接受和容忍。在社會層面，比如禁止或限制乞討、打擊或清理小攤小販等，使貧困逐漸受到系統性的排擠，底層貧困者維持生計、改善生活的愿望和方式在保護城市形象、維護城市秩序等諸多似乎更堅硬的理由面前顯得羸弱不堪。

　　觀點D：乞討兒童的問題，不僅僅限于“打拐”，正如有些人所提出的，有些父母確實因生活所迫，帶著孩子上街乞討。如果說拐賣兒童是法律監護的缺位，那么父母帶著孩子乞討所折射出的卻是兒童福利和社會保障問題。在兒童權利保障這個重大命題面前，這樣一場網民自發的救護行動到底能夠走多遠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公眾的參與固然重要，但是要真正解決童乞這一問題，歸根到底還是得依賴政府和社會建立長期救助機制。把兒童的權利救濟和福利保障放到民生的高度，只有政府和社會共同努力，那些不幸兒童的命運才能夠得到改變。

　　6.針對“乞討兒童”是否是“被拐兒童”，是“因為生計乞討”還是“被拐后充當工具”，組織者是拐童嫌犯還是孩子父母等等一系列一時難以鑒別的難題，法律界等專業人士呼吁，發現乞討兒童后，最重要的是撥打110報警，請公安部門進一步偵查詢問。撥打110既符合正當維權的程序，也可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同時也應看到，“微博打拐”只是全社會治理拐賣兒童問題的一部分，打拐工作任重道遠。近年來，有關部門的打拐活動一直在進行。2010年4月，公安部宣布啟動全國第五次打拐專項行動，先后三批次發出A級通緝令通緝重大拐賣兒童犯罪嫌疑人30名，解救被拐兒童6785人。目前，公安部已建立全國打拐DNA信息庫，用高科技手段解救被拐兒童。截止2010年11月11日，已經有876個孩子通過數據庫找到了父母。

　　重拳打擊之下，為什么違法犯罪還是屢禁不止?公安部打拐辦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拐賣兒童屢打不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犯罪分子能夠獲得暴利。犯罪分子主要通過拐騙方式獲得小孩，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在拐入地，通常一個男孩能賣到四五萬元，女孩能賣到兩三萬元的高價，也就是說，利益鏈條的滋生蔓延，違法成本和回報嚴重不成比例，是拐賣兒童犯罪之所以猖獗的癥結所在。盡管我國從《刑法》到《未成年人保護法》再到相關部門的通知通告，不乏涉及“打拐”的明確規定，但如何違法必究、執法必嚴，提高處罰和量刑標準，大幅度增加拐賣兒童犯罪的成本，使其成為犯罪分子不敢觸碰的“高壓線”，還需在法制建設和執行上有更大的力度。

　　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L認為，面對流浪兒童，除了公權力救濟，作為“有益補充”的私力救濟也具有強大的影響力。當然，這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未成年人行乞問題。但是現實中，公安機關主導的“打拐”持續多年，成效仍不理想。這是因為，公安機關發起的“打拐”，仍然停留在“末端治理”層面。L認為，要從源頭上解決問題，必須建立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這個體系中，最為急迫的是完善社會救助體系，尤其是對農村貧困人口的醫療救助、生活救助等。同時政府還必須加大對義務教育與就業培訓的投入。

　　7.據報道，2011年4月23日至5月1日，新疆派出代表團分赴19個對口援疆省(市)進行走訪，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向所到省(市)宣布“接回所有新疆籍流浪兒童”。其實，接回新疆籍流浪兒童的決策并非當地政府心血來潮。在此前5年的時間里，中央政府共下撥了3460萬元資金，幫助新疆建了15個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護中心，增加了1533張床位，新疆也因此擁有了基本的流浪兒童救助和保護能力。正是這多年來持續的硬件投入，才有了今天“接回所有新疆籍流浪兒童”的實際行動。

　　據相關報道，新疆兒童的大量外出流浪始于上世紀80年代。據新疆社科院一項報告顯示，內地流浪的新疆籍兒童中，超過九成是被誘拐離家的。新疆的流浪兒童問題是改革開放后部分不法犯罪分子利用我國地域跨度大、警方難以跨省協作的特點，而進行的有針對性的犯罪活動。之所以選擇新疆而不是其他省份，原因主要是以下三點：(1)新疆遠離內地，不易被追查發現，兒童由于遠離家鄉也不得不與拐賣者形成生存依賴關系。(2)許多兒童被救助后，說不出家庭住址和聯系方式，打擊拐賣犯罪和讓流浪兒童回家的難度很大。(3)新疆一些偏遠地區沒有治安聯防組織，過去很長時期內公安部門難以深入基層，客觀上也使得犯罪分子易于得手。

　　因此，新疆流浪兒童問題從本質上講外因是個犯罪問題，內因則是教育問題。那么，要從根本上解決好流浪兒童問題，不讓這些形成流浪習慣的孩子重新去流浪，就應當從打擊犯罪和繼續教育兩方面下手。

　　8.2004年，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護中心經市編辦批準，正式成為全額撥款的正處級事業單位。據該中心杜主任介紹，他們救助的兒童約70%是乞討兒童，10%是盲目進京打工的，10%是由于身體、智力有缺陷而被拋棄的，10%則是和家里慪氣臨時出走的。

　　杜主任表示，由于中心的軟、硬件設施功能還達不到要求，有一部分智障孩子進不來。目前這些孩子被安置在北郊的一家托管醫院。“其實這類孩子屬于救助的范圍，但我們目前的能力確實達不到。”

　　杜主任給記者講了兩件事情：去年，吉林一個離家出走的女孩被長春救助站發現。女孩對工作人員說，自己是北京懷柔人，被拐賣到了東北。長春警方立即與北京懷柔警方核實，但查來查去沒有結果。后來，長春救助站在當地發出一個尋親公告，女孩的父親看到公告后來到救助站。這時，救助站工作人員才知道，她家就在長春附近，這個女孩一直在編故事、說謊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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