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領導干部深知這種借貸型發展模式隱藏著巨大風險，卻不十分擔心。采訪中，他們認為，一旦崩盤，這種風險并不會對地方政府產生太大影響，倒是金融機構直接受到致命沖擊。

　　“中央銀行銀根一收，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舉債就‘借道’銀行、信托和企業融資，甚至不惜采取違規手段逼迫銀行融資，導致風險持續擴大。”廣西一位地方銀行的高管向記者坦陳了自己的擔憂。

　　他所在的城市在過去幾年的發展過程中，通過地方投融資平臺形成了大量地方債務，目前已經進入了地方債務還款高峰期：2012年償還的地方債務就超過100億元，2013年要償還的地方債務高達160億元，而全市財政收入不過200多億元。

　　在這樣背景下，地方政府利用自己在地方銀行中國有股占主導地位的優勢，牢牢盯住國有股占主導地位的地方銀行，要求地方銀行為地方政府“排憂解難”，承擔投融資還款壓力。

　　按照銀監會的要求，地方銀行必須通過董事會、監事會、股東大會和高管層的統一管理，最大限度地剝離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行政屬性”，從而避免出現“銀行部門化”、“決策政府化”、“風險擴大化”。

　　但是，地方銀行的股權結構中有大量來自地方政府的國有股，“一股獨大”的局面遲遲未能改變。地方銀行“一二把手”甚至高管層的任免，尚不能采取“股東表決”“董事同意”的方式，還必須得到政府部門的認可才行。這就導致地方銀行在重大決策過程中，不得不“唯政府之命是從”。

　　這位銀行高管直言，不少地方銀行年度利潤收入不過20億至30億元，卻被政府要求實現近百億元融資的目標，以滿足政府平臺公司的債務需求。在屢屢遭到地方銀行拒絕之后，地方政府采取由國資委出面拿出考核地方銀行投融資能力的辦法，將地方銀行作為投融資月度分析會的重要成員，每月參加地方政府投融資分析會，并每月考核具體的投融資考核指標，直接“鞭打”地方銀行。

　　他無奈地告訴記者：“地方政府管住‘官帽子’，銀行無能為力，于是資金都被政府‘鞭打’到投資平臺去了。”

　　修正干部考核機制，樹立科學政績觀

　　地方政府投資驅動的動力機制不改變，借錢搞建設、上項目鋪攤子的沖動就難以有效約束，地方負債局面也就改變不了。在現有的干部政績考核體系下，政府必然產生“重投資輕還債、重產出輕成本”的短期行為。

　　“國家開始控制地方融資，可對基層的考核機制卻絲毫不動搖，地方追求發展，還只能靠資金刺激。”陳軍坦陳，這種靠吃土地、靠借貸來謀求發展的模式，是一種短暫的發展方式，因為經濟效益最終還是要靠實體經濟來推動，而不能過度依賴于政府投資刺激。

　　記者采訪時，聽到地方政府有個說法，叫“干滿一屆是熊蛋，有本事半屆就升職。領導到一地任職，兩年要讓上級看到成效，三年就得挪位置”。這種政績觀迫使地方領導想方設法在任期內做“大事”，把攤子鋪得很大，而地方財務平衡、資金風險等狀況都不會進入考核視野，自然也就不會對在任者形成壓力。

　　為了拼政績，甚至有部分地方政府盲目借債，對基礎設施現金流的測算過于粗糙，完全放棄了防范風險的底線。

　　地方債務風險不斷擴大，與地方“一把手”和領導班子尚未形成明確的“債務指標”考核有關。地方債務不透明的情況突出，直接導致“債務遞延”、“前任推后任”的“推諉心態”嚴重。

　　針對此，專家建議，化解地方債務問題，必須在領導班子成員就任之初、離任之時進行地方債務審計、債務公示和債務考核，形成地方政府可控的舉債、還債機制。

　　“無疑，政府應當退出項目運作、工程建設等經濟活動，而專注于維護市場秩序，激發市場活力。同時，在提供公共服務時，一些公用事業的基礎設施，包括保障性住房等所需要的投資，也可以讓民間資金參與完成。”北京大學教授劉劍文表示，只有實現政府職能的徹底轉換，改變地方財政收入方式，地方債務遞延現象才能得到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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