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審計署官方網站今年7月28日發布消息稱：“近日，根據國務院要求，審計署將組織全國審計機關對政府性債務進行審計。”此前，審計署已先后兩次組織對地方政府性債務進行了審計。

　　國家審計署不久前發布的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公告顯示，36個地區2012年底債務余額共計3.85萬億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億元，增長了12.94%。其中，超過半數地方政府指望賣地還錢，21個地方政府承諾以土地出讓收入為償債來源的債務余額有7746.97億元，占這些地區債務余額的54.64%。

　　大量地方政府債務從何而來?地方官員怎樣看待這些債務風險?債務遞延心態何以盛行?

　　傳下去：“擊鼓傳花”，債務擴張

　　在景氣較好的經濟條件下，合理規模的地方債務，是沒有什么風險的。安徽六安市某縣負責人張林(化名)對半月談記者表示，在房地產價格快速增長期，城市土地價格節節攀升，地方財政收入年增長率均在20%到30%。在這種經濟環境下，通過借貸搞建設、發展經濟、提高地方財政收入的模式，能夠維持下去。

　　然而，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和隨后很長時間的調整，國內經濟深受影響。2011年以來，不少縣市土地出讓大幅度減少。2013年，一些縣市土地零出讓，地方債務風險逐漸“揭開面紗”。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債務風險高企的情況下，不少地方政府并非認真防范風險，而是利用各種渠道加快舉債，致使原本的“包袱”愈發沉重。

　　“若要將城市建設做得更大更強，只有進一步依靠金融杠桿。”一些地方領導認同這一看法，即便他們面對的是經濟增速放緩、房地產持續調控、土地滯銷、財政收入減少和即將迎來償債高峰期。

　　面對不斷擴大的地方債務，安徽中部某縣負責人陳軍(化名)向記者訴苦：“搞城市建設需要錢，基礎設施建設縣里也要配套資金。財政收入上交中央后，剩下的錢不夠發展怎么辦?錢從哪里來，只能不停借貸。”無疑，在財政支出的剛性條件下，保障性住房建設等民生工程的各項財政支出，給地方政府造成壓力。

　　“若要拉動GDP，地方只能不停融資，去擴大生產規模，提升發展速度。”安徽蕪湖市某地方領導承認，“如此一來，地方債務就在遞延過程中，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在地方當領導沒辦法，不融資搞發展的話，地方一年兩年沒變化，別說上級組織不滿意，連地方百姓都會不滿意。”在陳軍看來，若想發展，只能背著債務前行，雖然存在債務風險，但只要不在自己任期內爆發即可。

　　出于這種考慮，陳軍叮囑下屬城市建設投資公司，但凡借貸盡量不簽1到3年的短期，一般保持在5年的還貸期限，“鐵打的政府流水的兵”，究竟下一任誰來繼續背負這個債務，陳軍并不關心。

　　陳軍說，對地方領導干部而言，每屆政府都想發展，都想讓經濟發展指標變得更漂亮，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記者在新疆某縣采訪時，當地領導抱怨：“上任借了錢搞工程、搞項目，有了口碑也有了政績;如果到我這屆勒緊褲腰帶還債，領導看不到成績，老百姓看不到改變，幾方都不討好，這工作怎么干?要我說，償債只能靠良心。”

　　張林等人坦言，接任領導對于上任留下的債務，往往不會主動償還，也很難有能力還清本金，頂多還利息維持政府財政的正常運轉，多是拆東墻補西墻，通過融資新的錢來還舊的錢。

　　采訪中，陳軍透露，地方債務遞延現象很普遍，除非上任債務過于膨脹，接任官員會申請上級進行審計，將債務進行凍結。一般情況下，接任領導會默認債務，“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加大投資刺激經濟增長。“基層有個順口溜，叫做‘拆東墻補西墻，墻墻不倒;年年難，年年過，年年不錯’。”

　　扔出去：“鞭打”銀行，轉移“禍水”

　　記者調研了解到，無論是接任官員還是本任官員，對于實在不得不還的巨額債務，即使償還，采取的也不是一種積極、理性、可持續的還債態度，往往通過“土地財政”、“跑補貼”、“金融注水”等方式將“燙手山芋”扔出去。

　　縣級政府還債普遍“靠土地”。山東淄博市某縣財政局局長向記者透露，該縣歷史負債已達10億元左右，為解決財政問題，縣里依靠市里的城市資產運營公司，將縣里土地進行拍賣，拍賣價格最高的達120萬元。為了拿到更多土地指標，縣里就采取合村并居、舊村改造、集中社區的方式，騰出土地指標來。

　　鄉鎮政府只有“靠補貼”。山東萊蕪市某近郊鄉鎮鎮長算了這樣一筆賬：全鎮累計負債超過8000多萬元，2013年的財稅收入要完成4200萬元基本上是天方夜譚。這位鎮長總結鄉鎮負債發展模式為“一靠轉移支付，二靠上級補貼，三才是靠當地企業”。

　　記者調查中特別注意到，一些渠道被監管部門嚴格“堵死”后，一些地方政府又開始“借道”地方金融機構謀求融資還債。安徽蕪湖市某縣負責人向記者坦言，要發展地方經濟的基層領導只有通過與金融機構拉好關系，順利借到錢，才能搞好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