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知名評論員大衛·布魯克斯曾撰文提出“奧德賽期”這一概念。它通常指在青少年期與成年期之間的嘗試、選擇、徘徊。這一時期是子女從學生生活轉換到成人生活的“一跳”。不同的社會與文化對“成年”的理解雖有差異，卻有一些共同的基本標準，如經濟獨立、結婚、組成自己的家庭。在20世紀60年代，大約有70%的30歲的美國人達到這個意義上的成年;但到2000年，這個比例不足40%。

　　有研究指出，“奧德賽期”與高競爭、高壓力、高期待有密切關系。青年貧困蔓延全球。在美國，2011年統計的失業率為9.1%,貧困率為15.1%，30歲以下的年輕家庭1/3處于貧困線以下;在法國，失業率居高不下，該國最大的學生聯合會提出數據顯示：年輕人找到第一份穩定的就業崗位的平均年齡為27歲;在俄羅斯，高房價與受限的發展機會，使年輕人選擇離開祖國;在亞洲，日本學者三浦展在其著作《下流社會》中指出：比較于過去人人期望的向上流動，這一代普遍的特征卻是向下流動;在臺灣社會呈現成M型(中間階層塌陷)結構后，年輕一代被稱為“草莓族”，鮮艷、脆弱且不耐擠壓。

　　在中國大陸，青年貧困面臨更為復雜的因素，其中之一便是快速發展所加劇的代際之爭。改革開放35年，人們已習慣向上升遷的速度，“向上流動”成為“更好的生活”這一中國夢的核心。然而，在我們這個快速發展的社會，一個正常社會10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發展歷程，被壓縮至30年。30年間則主要由三四代人——譬如1950、1960、1970年代出生的人，他們中的不少人占據重要的位置——瓜分了發展的紅利。這幾代人還年輕，讓他們騰出位置、告別舞臺，尚需時日。也就是說，他們擠占了未來幾代人成長的機會和空間。

　　譬如，一個出生于1960年代的人，超過其父母，實現家族的代際向上流動是順理成章的常規軌跡。然而他的子女，既便是要保持與父輩大體一致的位置，也不再是易事。對于多數家庭來說，更為切實的命題為：如何防止家族代際之間明顯的向下流動。

　　筆者曾在北京高校3000名在讀大學生中做過相關問卷調查，就發展空間而言，多數學生認為，他們的成長空間較父輩更為逼仄——這便是資源與機會上的代際之爭。

　　2013年，“逆襲”成為熱詞，指在逆境中反擊成功。現實中，最正當的通道是借助教育成就夢想，即知識改變命運。屌絲逆襲打出的旗幟便是教育公平或教育機會均等：不管處于什么境地，借助教育都有可能提升自己的境遇。

　　吊詭之處在于：平等是一個價值正當、動員有力的說辭，身處低位時，“我要和你一樣”，沒有明顯差異時，“我要和你不同”——即價值上的平等訴求，實質上的特殊需求。“平等”作為一個價值，它的存在功能正在于批判與揭示不平等。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者威廉姆斯說：在現代社會中，從理論上強調平等的做法，總體上是一種對抗性的反應;與其說是一種積極的目標，還不如說是對不平等的一種抨擊。在平等的討論中，更為清醒的提問應該是：哪些平等是必要的?哪些平等是不可能的?哪些不平等是不能忍受的?哪些不平等是必要的且受歡迎的?

　　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教育公平不過是諸多公平之一，即教育公平僅有在政治權利、經濟權利與社會權利均有較為均衡的保障的前提下，才能有效運行。若無后者的綜合保障，希望以教育公平的薄弱之力，來推動社會諸多層面的公平，無異于螳臂當車。

　　寄望教育公平所實現的逆襲，有一明一暗的兩個治理邏輯：顯白的邏輯是教育功能的異化——人們期待教育成為夷平社會階層的利器，實踐中，教育更準確的功能是充當重新洗牌的核心機制。教育公平允諾社會團結與融合，實質卻以成就等績效為標準導致新的社會分裂。荒誕但合理的邏輯由此成立：促進整合與團結的教育卻成為稀缺機會分配的代理機制。

　　隱微的邏輯則在于：在教育公平所主導的民主社會中，正在舉辦一場規模盛大的賽跑，政治層面上的平等參與動員，經濟層面的投資收益誘導，讓越來越多的人卷入競爭——不管是兔子，還是烏龜，都來比賽跑步。這場比賽要持續地玩下去，就不能讓烏龜徹底絕望而退出，在過度的訓練下，烏龜確實跑得與兔子相差無幾。

　　它(他)們除了成為跑步選手之外，已經不再是自己了!這個通道的設計正當嗎?符合理性與道義嗎?讓兔子離開田野，來到沒有盡頭的跑道上，一圈圈地跑下去;把舉重運動員烏龜也騙來，讓它忘掉舉重，學習跑步，以兔子為參照，努力地往前爬，或者自我勵志，或者自我埋怨，或者嫉恨兔子，摧毀自己。現實中也不難看到坐著老烏龜的奔馳車的小烏龜直接甩掉了赤腳善跑的兔子。

　　在這場詭異的賽跑中，教育已經不再是教育，教育既是冷酷且功利的稀缺機會分配的代理者，更用一套充滿正能量的心理按摩術，化解種種怨言疑惑，維持著人們對規則的信任與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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