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一：2012年江蘇省公務員錄用考試《申論》

　　給定材料：

　　1.清冷的秋雨中，S省L縣某村被籠罩在一種深深的寂靜之中，散建于山間、坡上的一些農家窯洞，有的已經破落坍塌。洞前的院落有的已被種滿了作物，作物的生機和村莊的寂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村里的劉書記說，現在長住村里的有60多人，其中20多位是65歲以上的老人。“年輕人只有過年過節才回來，也只有那時候村里才熱鬧點，平時都是冷冷清清的，連個說話的人都找不見。”

　　由于年輕人大都出去了，村里的公益事業很難開展，比如想搞道路硬化、亮化工程，基本找不到勞力。劉書記說：“我們也想給村里干點兒實事，但老年人思想轉變不過來，還有人說自己是快要死的人了，折騰那些事干什么。發動不起來，出工不愿意，出錢更不行。”

　　Y村是S省新農村建設試點村。記者看到，村戶間的道路都已硬化，道旁綠樹成蔭，廣場上，籃球架、大戲臺等文體設施一應俱全;學校、衛生室、便民店等公共設施齊全。然而，即便已是上午10點左右，除了幾個上學的孩子、出門溜達的老人以及在便民店前下象棋的幾位村民，偌大的村子里再也看不見其他人。一個村干部說，平常留守在家的主要是小孩和60歲以上的老人。“新農村建設起步了，可村里人太少了，”72歲的村民高老太對記者說，孩子們出去是為了掙更多的錢、過上更好的生活，也是為了讓他們的孩子上更好的學校、有更好的前途，作為老人也支持。這些年農村發展得挺好，老人們在家生活也很方便，只是想到將來還是有些擔心。“現在還能相互照顧，年齡再大點就不行了。孩子在外掙錢，不可能回來照顧我們，村里鄉里又沒有養老院，到時候怎么辦呢?”

　　“村里人外出打工，確實比在家里賺得多，但也讓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不再那么融洽了，”村民老張說，以前每到農忙時節，四鄰八舍都會互相幫忙。主家稱肉打酒，忙完了農活，大伙聚在一起吃頓飯、喝幾杯酒，氣氛很融洽、很快樂。“現在不同了，鄰里間互相幫忙的少了，耕田、打藥、插秧都得請人、雇工，一個工50多塊錢。”

　　記者在好幾個省的農村采訪時，都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雙重沖擊下，傳統鄉村的“熟人社會”正在“陌生化”。

　　一些基層干部告訴記者，在來自城市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的浸染下，傳統鄉村那種鄰里守望、互幫互助的純樸鄉風正逐漸消逝，農民的思想觀念、生活習俗正在向城市急劇靠攏。

　　“如今的人情關系、社會關系、代際關系等等都有點變味兒了，”某鎮政協聯工委主任說，現在要組織村民開個會很難，大家都忙著辦自己的事，人都湊不攏，有時鄉里組織村民們開個會，沒有“誤餐費”，好多人都不愿意來。

　　2.中秋小長假的第二天下午，江蘇某縣54歲的村支書老胡有那么點“小郁悶”：村里修公路，工程隊的人不小心將沿線村民家種的一小片黃豆毀壞了，雙方鬧起來，老胡到現場做了半天工作，嘴都說干了，到傍晚才勉強調解好糾紛。

　　“這種小矛盾在以往，村干部一句話就搞定了，現在居然要費那么大勁。”老胡的情緒一時難以平復，邊說邊搖頭，“你說這修公路也是為了村民出行方便，村里為了爭取鎮上支持不知費了多少心思，可到頭來還得求著村民!”

　　老胡這個村是一個有5000多人的農業村，這幾年道路建設跟不上需求，村民提出要修條路。村里沒錢，讓村民集資很多人又不肯;村兩委打了很長時間報告，好不容易才得到鎮里的扶持。可自從今年7月道路開工，老胡和其他5名村干部就沒少“求人”——修路涉及農戶拆遷，一些農戶提出就是給補償也不愿意拆，因為房子拆了不方便。結果，到現在工程一直是斷斷續續的。

　　山東某縣Q村高支書談起村里的情況，多少有點無奈：“現在農村不好管了，各家過各家的日子。村里5個干部，整天忙著治安維護和矛盾調解，再就是村民看病、孩子上學等事情，事情辦不好村民會有意見，所以只能盡量爭取讓大家滿意。”住在村東頭的村民謝大嫂說，她平常極少去村部，“就算有非常重要的事，也是路過村支書家時，順道過去說一聲就行了，平時都不打什么交道。”

　　取消農業稅，無疑是中國農村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次革新，它不僅減輕了廣大農民的負擔，而且使農村社會生態發生悄然變化。但伴隨著“催糧要款”時代的遠去，村干部的權威也面臨挑戰。在南京市江寧區某村，村委會王主任向記者講述了他當村干部16年的感受。

　　“現在與過去不同了，集中村民辦個事真不容易，有時候還真得求著他們。大到修橋修路，小到垃圾清理，都要給點報酬。”王主任說，去年9月開工的長江引水工程，要求全村每6戶一個水表，放置水表的池子要安置在其中一戶人家的房子邊，結果有兩三戶不同意安置，村干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找來與這幾戶人家關系好的人做工作，最后才辦成。

　　3.沈某是A市A村農民，過去全家依靠2畝多耕地維持生計。5年前，當地政府引進一家企業，以每畝1萬元的價格征走了他家1畝多土地。前年，隨著工業園區的擴展，又一家企業進駐村莊，他家剩余的耕地也以每畝1.28萬元的價格被全部征走。如今，全家8口人雖然都是農村戶口，居住在村莊里，卻已身無寸地。

　　“兩三萬元的征地款，只夠一家人一兩年的生活。政府雖然幫助買了保險，但標準很低，男的年滿60歲、女的年滿55歲才能領取100元的養老金。現在物價越來越高，這么低的養老金以后日子怎么過啊!”沈某說這番話時，臉上掛著幾分憂郁，失去土地以后，沈某的孩子們外出打工，他夫妻二人只能賦閑在家，守著村中的房屋。“我們說是農民，沒地;說是工人，沒崗。現在是農不農，工不工。”

　　中部地區某縣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當地一家礦山企業每年繳納的稅收多達2億元，一度占到全縣財政收入的四成，企業還為當地解決了數十人就業，不少村民也因礦而富。說起礦產資源開發帶來的收益，地方政府領導如數家珍。不過記者在現場采訪時看到，運礦的卡車從村里經過時塵土飛揚，沿街兩邊房屋都積滿了黃土，村里的道路也被壓得崎嶇不平。

　　由于這一礦山的尾砂壩存在安全隱患，從去年年初開始，當地政府決定對壩下的200多名村民予以移民搬遷，盡管事前地方政府做了細致的工作，但村民對搬遷安置存在不同看法，怨言紛紛。

　　一些村民說，企業開采礦山賺了個盆滿缽滿，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長，有的人靠著礦山也發了財，可我們這些村民并沒有真正得到實惠，相反，我們的稻田、生活用水被污染了，路被壓壞了，最后還鬧得要背井離鄉，這事擱誰身上心里都不好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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