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鏈接】

　　12月初，在輿論壓力下，曾明確表態拒絕公開的江蘇省人口計生委、廣東省衛計委相繼向社會公布了2012年該省社會撫養費總額。至此，全國已有24個省份公開了去年社會撫養費征收總額，共計超過200億元。不少專家表示，“超生罰款”不能止于公開總額，其具體開支更不能成為“糊涂賬”，公開明細才能防止腐敗滋生。此事引起熱議。

　　【標準表述】

　　[綜合分析]

　　從“超生罰款”到“計劃外生育費”再到“社會撫養費”，針對超生家庭收取的同樣一筆錢，名目不斷發生變化，凸顯出政府行政形式上的合法化追求，其性質也由行政處罰演化為行政性收費。只是，這筆費用到底如何收取、數額多少、如何開銷等，仍長期處于公眾監督的視線之外。

　　[表現]

　　事實上，正因為長期成為“被人遺忘的角落”，地方社會撫養費征繳亂象叢生：一是標準不一，各自語出多門;二是監管闕如，淪為權力自肥;三是私相截留，成了罰款經濟。社會撫養費到底該怎么收、收了之后如何安排支出、如何有效審計并監管支出流向，這些核心問題不能靜悄悄地被自由裁量。數十年下來，各地征收的撫養費究竟“撫養”了誰、貪腐瀆職的蛛絲馬跡如何依法問責，更是迫在眉睫的、民眾關切的焦點議題。不公開的社會撫養費，從法理上說顯然悖逆了政務公開的邏輯，那么，這究竟是不能公開抑或不敢公開、或者壓根兒就是筆糊涂賬而無法公開，總不能用“拖字訣”含混過去。

　　其一，社會撫養費的去向需要加強監管。事實證明，對于政府汲取民間資源的行為，一旦缺乏足夠的法律規制和社會監督，就會亂象叢生。由于收費不透明，標準不統一，公眾對社會撫養費的去向無法監督，很容易為地方部門借此斂財提供機會，為各種腐敗提供溫床。根據此前審計報告顯示，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混亂，漏征、擅自挪用、截留款項等情況已很普遍，以致輿論發出了“社會撫養費撫養了誰”的質疑。

　　其二，亂象背后，凸顯出立法對政府收費行為的規制不力。目前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法律根據有《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和一些地方規范。這種看似依據充分的收費行為，實際上存在諸多立法上的短板。《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只是為這筆收費提供了形式上的合法性，而缺乏對行政收費權力的基本規制;國務院的辦法也比較模糊，例如在收費目的上規定，可以“適當補償政府的社會事業公共投入的經費”，這便給地方政府提供了想象空間，造成挪用情況嚴重;而對于社會撫養費的具體征收標準，則授權各省區市規定;在執法主體上，辦法規定也過于寬泛。

　　[啟示]

　　社會撫養費被民間稱為“超生罰款”,政策制定的初衷,是通過經濟罰則來遏制超生行為,同時為超生所增加的社會撫養負擔籌集相應資金,補足投入的缺口。然而,當“社會撫養費”可以被地方政府用于發獎金,在利益的驅動之下,政策的初衷徹底被扭曲,“一些地方為了多收錢,多拿提成獎金,甚至鼓勵超生”,連“降價促銷”之類的商業伎倆都粉墨登場。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收了錢還不給收據,這樣一來,連上繳的程序都可以省去,悉數進了個別人的腰包。

　　“超生罰款”也好,“社會撫養費”也罷,按說前者指明了來源,而后者則確定了去向,單從字面上看。既然以“社會撫養”之名收取,社會撫養費當然應該專款專用于社會撫養事業才是。如果因為超生行為增加了社會撫養的投入和成本,這筆錢也理應補貼公共教育與配套的相應開支才是。

　　[措施]

　　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社會撫養費制度則是落實基本國策的重要手段。對此，中公教育專家建議：

　　杜絕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中的種種亂象，最根本的還是要獨立核算、專項審計，收支公開、監管到位，像政府部門晾曬三公經費那樣及時“曬單”，接受輿論及公眾的監督。社會撫養費應有“曬單”的勇氣，更有拒絕成為糊涂賬的責任。

　　一方面強調計劃生育是我國的基本國策，社會撫養費制度是落實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重要手段，是對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子女給予的必要的經濟限制措施。同時，進一步加強制度建設，通過建立部門協調配合機制，規范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在此基礎上，加大監督檢查力度，指導基層依法做好社會撫養費的征繳公開工作，嚴肅查處違規違紀行為，也要放寬權限，讓社會各界來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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